【国学经典导读】
《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我国古代兵学的奠基性著作。它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军事理论，阐述了战争的基本原则，对春秋时期的战争经验作了哲学层面的总结，形成了一套深刻、丰富的军事思想，在我国和世界的军事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孙子在书中从多方面探讨了战争的规律，举凡战前之准备，谋略之运用，作战之布署，敌情之研判等，无不详加说明，巨细靡遗。目前，《孙子兵法》已经被翻译成日、法、俄、英、德等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流传，其影响力也已超出了军事的范围，受到各行各业人士的推崇与重视。
《孙子兵法》（又称《孙子》《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等），凡十三篇，（春秋）孙武著。
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人，生卒年月不详。他本是陈国公子完的后裔，先祖陈完为避难逃至齐国，受到齐桓公的重用，其家族便留在齐国累世为官。孙武的祖父田书为齐国大夫，因伐莒有功，齐景公赐姓孙氏，并封地乐安。孙武生于齐景公时，因其祖父、父亲都是能征善战的将领，从小耳濡目染，熟读军事典籍，钻研战争谋略，为日后的指挥作战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后来，孙武因卷入齐国的政治斗争，不得不逃往吴国，隐居避世。在吴国都郊外，孙武结识了伍子胥，并被推荐给吴王阖闾。孙武将自己所作的兵法十三篇献给阖闾，受到吴王的赏识，被拜为大将。此后吴国军队西破强楚，攻入郢都，北面威逼齐、晋两国，扬名于各诸侯国，其中都有孙武很大的功劳。
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其军事实践和军事智慧的结晶，一直被视为兵家之经典。传世本《孙子兵法》十三篇可以视为孙武一派兵家的著作，其主要内容和核心思想应该出自孙武，但全书内容有所重复，前后体裁也不尽一致，应该是经过他的门人和战国兵家的整理补充。《孙子兵法》的十三篇皆以“孙子曰”开头，篇名即是本篇的主题，文章中心明确，层次清晰，逻辑严谨，语言简练，善用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语言生动形象，铿锵有力，气势不凡，被刘勰赞为“孙武兵经，辞如珠玉”。（《文心雕龙·程器》）
孙子深知战争的危险与残酷，因而在用兵问题上始终抱着相当谨慎的态度。在《孙子兵法》第一篇《计》的开头，他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因为战争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所以作为一名将领或统帅，不能不详细考察可能影响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紧接着，孙子从宏观的角度提出了影响战争胜负的五种基本要素：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计》）
其中，“道”主要指战争的正义性，人心的向背，以及民众的支持等因素；“天”指天气、气候条件，如昼夜、寒暑、睛雨、季节变化等；“地”指自然地理条件，包括路程、地形、地势、地貌等；“将”指将领的智慧、信义、仁爱、勇敢、严明等才能和品质；“法”则指军队的组织编制、管理、军需供应等规章制度和军纪。在孙子看来，只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这五方面的条件，才能奠定战争胜利的基础。在具备了这五方面条件之后，还需要进一步分析、比较双方的君主是否贤明、将领是否有才、天时地利为谁所占、法令是否贯彻、军队实力强弱、士卒训练情况、赏罚是否分明等因素，才可以判断战争的胜负。
显然，孙子把“道”放在其军事理论的首要位置，足见其重要性。按照其经之“五事”的排列，“道”在“天”“地”之前，并不是指一般的道理、方法，而是带有发端的根本意义。同时，这个“道”又不是空洞的、不可捉摸的，而是与实际的军事活动紧密联系的。所以在孙子那里，“道”既可以狭义的理解为政治，特别是国君通过修明政治，整齐礼乐、法度，使得民众与国君同心协力，战争得到民众的支持；也可以广义的理解为战争的规律，以及在把握战争规律的基础上制定的战略战术原则。经之“五事”的其他四个方面都可以视为广义的“道”的展开。
但是，战争毕竟是复杂的，军事统帅除了要把握整体的“道”之外，还必须全面掌握“天”“地”“将”“法”等方面的条件。在孙子看来，天道的运行与兵道的运行有着相同的规律。天有寒暑，兵则有生杀；天应杀而制物，兵则应机而制形。因此，行军打仗不可不知天时。同时，有天必有地，知天时者不可不知地利。所以孙子在《地形》篇中特别研究了“通”“挂”“支”“隘”“险”“远”六种地形与作战的关系，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他认为，“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地形》）要求将领在作战前必须根据地形的不同特点，以及敌我双方对地形的占领情况，制定合适的战术和对策。此外，将领的才能和品质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若是将领的能力不足或品行不端，就很可能使军队陷入“走”“弛”“陷”“崩”“乱”“北”六种情况。所以孙子说：“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地形》）在他看来，战场上的天时、地利虽然重要，但充其量只不过是用兵的辅助条件而已，若要真正的发挥作用，还必须依靠人的力量。因此，将领的职责就是计算气候、地形等各方面因素，准确判断敌情，制定相应的战略战术，从而将有利条件发挥到最大，不利条件控制到最小，最终保证战争的胜利。
由此可见，孙子十分注意战争前的周密部署和准备工作。在他看来，善于用兵者，必须在战前审慎的分析敌我双方的主客观条件，调动各种有利因素，作出万无一失的部署，先使己方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寻求开战。所以他说：“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形》）
孙子也很重视“知”的意义。他指出：“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形》）所谓“度”就是对土地的丈量，“量”就是考量人力多少、仓廪虚实，“数”就是由小到大进行推算，“称”就是权衡彼此的德业轻重、才能短长，而“胜”则是前面四者的结果。将领若能认真做好“度”“量”“数”“称”四点，便能准确知晓敌我情况，预测战争的走向，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可以说，在古代社会，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将人的那种高度清醒、冷静的理智态度充分的发挥出来，并产生了巨大的效果。因为兵家认识到，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以客观的现实条件为依据，进行冷静、理智的分析和判断，而不能凭借个人情感上的喜怒爱憎，也不能依靠任何迷信的占卜或鬼神的意志。一旦将领丧失理智，意气用事，仅凭感情用兵，或迷信神灵的指挥，就可能造成亡国灭族的严重后果。所以孙子强调“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火攻》）又说：“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用间》）
孙子对于“知”的内容和意义还有进一步的阐述，进而提出了著名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论断。在《谋攻》篇中，孙子分析了可能使军队陷入危难的三种情况，接着又阐述了战争取胜的五种情况，从正反两面论证了“知”的重要作用。他指出：
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谋攻》）
也就是说，能够清楚的判断是否应该与敌方开战的将领可以取胜；懂得小部队与大部队不同的作战方法的将领可以取胜；上下同心、利益一致的军队可以取胜；随时做好充足战备的军队可以取胜；将领有指挥才能，而国君不强加干预的可以取胜。
另外，在战术上，孙子还提出通过了解敌我双方兵力多寡强弱的不同，采取不同的作战方针。“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谋攻》）这就是说，作战时必须集中兵力，以多击少，尽量分化、瓦解敌军。只有当我方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时候，才可以包围或进攻敌人。若是敌我兵力相当，不期而遇，则可果断抗击；若我方兵力少于敌方，则应迅速避开；若是敌强我弱，则应坚决避免与敌决战。弱小的军队如果顽固硬拼，就会被强敌所俘虏。
总之，对于敌方双方的情况都做全面而深入的了解，是战争获胜的一般法则和基本保证。“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谋攻》）
《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另一大特征就是其中包含的丰富辩证思维。书中对于战争中的主客、敌我、虚实、奇正、利害、进退、强弱、和战、攻守、动静、迂直、劳佚、饥饱、众寡、勇怯、久速等一系列矛盾因素的运动变化都有独到的分析和阐述。在孙子看来，战争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因而用兵之道讲究巧妙、灵活、多变，尽可能迷惑对方，而不为对方所迷惑，还需要从错综复杂的现象中迅速发现和抓住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所以他说：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计》）
在《虚实》篇中，孙子将军队比作流水，认为“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也就是说，行军打仗要像奔腾的水流一样，避开敌人的主力和锋芒，集中力量攻击敌人的弱点。由于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所以将领不可墨守成规、拘泥成法，必须随时依据敌情的变化而变化，这样才能克敌制胜。孙子又说：“能使敌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这就要求我方将领牢牢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诱敌以利，尽量的扰乱敌方，调动敌方，使敌人按照我方的意图来行动。
在进攻上，孙子主张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行军时注意隐藏痕迹，在敌人尚未发觉的时候，突然攻击敌人的弱点。而在防守时，也需要迷惑敌人，隐藏实力，使敌人无从下手。“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虚实》）无法抵御的进攻，必然是攻击敌人最虚弱的地方；无法追击的撤退，必须快速的让敌人始料不及。当我谋求交战的时候，就要攻击敌方的要害，使敌人不得不与我交战；当我不想作战的时候，就要想方设法迷惑、扰乱敌方的行军，使其难以向我发动进攻。这就是所谓“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虚实》）
在《军争》篇中，孙子提出“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强调用兵要靠谋略，要根据现实的战场情况分散和集中兵力，巧妙的变换战术。在孙子看来，“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军争》）在这里，迂与直、利与患虽然是矛盾对立的关系，但却可以互相转化。两军对阵时，最关键的便是夺取先机。若是故意迂回行军，虽然耗费了一些时间和路程，但往往能够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比直来直往更为有利，更容易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在战术上，孙子还巧妙的利用了战争中各因素的矛盾对立和消长转化，提出了“治气”、“治心”、“治力”、“治变”等不同方法，将兵法之妙发挥的淋漓尽致。他提出：
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军争》）
总得说来，就是要扬长避短，争取主动，这样才能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势》篇中，孙子又论述了“奇正相生”的观点。他说：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现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
这里所说的“正”是指正面对阵的常规战术，而“奇”指的是旁出奇袭的灵活战术。在战场上，常规战术一般只有固定的几种，而非常规的灵活战术却可以千变万化、无穷无尽。若能根据战场的具体情况将“奇”与“正”二者结合起来，有效的促进它们之间的互相转化，则可出奇致胜。
孙子作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在考虑如何在战场上取胜的同时，非常敏锐的意识到军事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所以《孙子兵法》中的一些内容看似在讲军事，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军事的范围，而涉及到国家政治。显然，孙子已经意识到，军事是政治的继续，是政治斗争的一种特殊手段。因此，作为一名优秀的统帅，首先考虑使用的应该是政治、外交等手段，而不是武力。诉诸武力只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谋攻》）孙子又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谋攻》）这就是说，战争的目的是使敌人屈服而不是消灭敌人。能使敌人全部屈服方为上策，若是击破敌人才达到目的就显得差了一些。所以百战百胜还不是最理想的结果，最高明的办法是不战而使敌人屈服。
目前已知的《孙子兵法》最早的版本是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本《孙子兵法》，可惜残缺不全，无法窥其全貌。现存最早的刻本为南宋年间的《十一家注孙子》，其中汇集了曹操、杜佑、李荃、杜牧、陈皞、贾林、孟氏、梅尧臣、王皙、何延锡、张预十一家的注释，成为日后流传的最重要的版本之一。最早注释《孙子兵法》的是曹操，其单注本仅存于孙星衍的《平津馆丛书》卷一《孙吴司马法》中，文字与竹简本十分接近，也是一个很好的本子。此外，尚有南宋《武经七书》本《孙子》和清代孙星衍校勘的《孙子十家注》本亦流传较广、影响较大。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影宋本《十一家注孙子》；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重印本《十一家注孙子》；199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杨炳安校注的《十一家注孙子校理》，收入《新编诸子集成》，都是目前较好的版本，可供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