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问归期（一）

—— 红四军军长王良和他的烈士二叔

钟兆云

“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李大钊

上篇：“我家有燕儿……春来不见回”

不期而至的女人，组织包办的婚姻

1934年秋冬之交，正是“红叶黄花秋意晚，千里念行客”的时节，数万红军向川黔边界浩浩荡荡涌来的消息，和上空呼啸而过的子弹一样不翼而飞。渝南綦江县富商王庚成悬着的心，如同高高吊起的秋千，久久没有着落：红军队伍里该有全家日思夜想的人吧？他既希望他们回来，又怕他们回来，须知县城内外如临大敌，到处都是荷枪实弹、杀气腾腾的国民党部队！

直到报上纷纷议论红军出贵州过乌江了，王庚成和妻子朱璧卿提到嗓子眼的心终于放下，另一种翘首以待却上心头。又是一段提心吊胆的昼夜交替，时间的煎熬和情感的波澜，在一个日落时分，被一串凌乱的脚步触动神经。一个身背幼儿、神形憔悴却不掩秀色的青年女子，进得县城珠藏街双牌坊的大屋后，先是如释重负地向王庚成夫妇深鞠一躬，随即回头招呼垂髫之年的儿女叫大伯、大伯母。冻得鼻水涟涟的姐弟，从母亲背后转出，叫声怯怯，眼睛却眨巴着明亮起来，知道有家可归了。

长王良五岁的叔父王奇岳（左）和青年时期的王良（王良）

他们的出现，犹如繁星点点，把这个正恁凝愁的家瞬间点亮。女人自称李盛莲，乃王庚成胞弟王奇岳之妻。沧海桑田的故事就此在綦江畔展开。

王庚成此前收到了李盛莲母子要来綦江的电报，还特地让在重庆读书的女儿王化萱对接，只是没想到带来这么多孩子。更没想到女儿刚把他们领到家门口，倏忽间就闪躲而去，直教做父亲的犯嘀咕：难不成这丫头真步了她哥哥的后尘，在为共产党做事，有重要情报要送？还是因为她和二婶（二叔王奇岳的原配）一向感情好，对突然冒出的又一个二婶不待见？

王庚成是见过世面、闯过风浪的人，16岁考取秀才后入四川通省绅班警察学校，接触过不少思想活跃者，当年要不是父亲病体堪忧，他也就跟着一批热血青年赴日本留学了。父亲亡故后，他和岳父朱厚村双双参加了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辛亥革命时还共襄綦江光复。民国初肇，他先任重庆警察厅督察长，后署南川县知事（县长）时因拒绝打点逢迎而未赴任。士穷见节、遗风余习是王庚成一直以来的血气，所以袁世凯叛变革命时，他反对之中也不屑于同盟会、革命党人之间另一场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倾轧，干脆挂冠不仕，边经商边兴教，回綦江创办槐荫小学，以培育桃李为己任，人称“槐堂世瑞”，二弟王奇岳没少受他的影响。三兄弟虽然分了家，王庚成也从乡下隆盛柏杨湾老家搬到了县城，但对二弟出洋留学所需照样慷慨解囊，言行举止大有长兄如父之风，所以初闻李盛莲一句“奇岳说了，兄嫂待他胜过父母，必然不会嫌弃我们”，有如触电：弟弟难不成是在托孤？

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古往今来屡见不鲜。二弟放洋出国后一晃十多年没回来，王庚成从家书的字里行间，断定他参加了眼前这场比辛亥革命还要彻底的革命，并对此铁心支持，几年后再放独子王良追随远行。幸好，二弟并非托孤，只是恳请兄嫂照顾妻小，好让他革命起来没有后顾之忧。

二弟原有妻室，几年前唯一的孩子夭折后，悲伤罩得全家暗无天日，他在外十多年再成一个家也情有可原。如今这个叫李盛莲的亲弟妹带着三个孩子回来，人丁兴旺的场面怕是要让天天担心老二“绝后”的老母亲笑不拢嘴吧，而知书识字的二弟妹也该能通情达理，今后总算可以含饴弄孙绕膝承欢了。

如同革命是二弟应有的样子，不负二弟重托，是王庚成毫不含糊的态度，他还想着今后调和两位弟妹间的相处。夫人朱璧卿转身为突然到来的四口人张罗吃住时，王庚成和李盛莲一通交流下来，已感觉这个弟妹不简单。

数日后，王庚成夫妇陪李盛莲母子回隆盛乡柏杨湾老家，果然全家群情沸腾，毫无排斥之意。几天相处下来，王奇岳原配封秀荣理解丈夫不说，还对从天而降的三个孩子视为己出。婆母王杨氏欲把孩子留身边，封秀荣却有远见，认为柏杨湾过于闭塞，极可能耽误孩子们学习新知，还是依王奇岳之意，请县城的大哥大嫂代为抚养和教育，节假日再回老家欢聚。

年逾花甲的王杨氏思儿心切，也时时念叨1924年离家赴上海读书后久未回家的长孙王良。

十年前王良出川，专门回了趟柏杨湾看望祖母和二婶、三婶一大家子。两个婶婶也真不容易，一个是丈夫远走异国，一个是两年前刚经历丧夫之痛。三个女人撑着老家，王良隐瞒了“革命”字眼，只说是去上海求学，学成后能更好地报效国家、光耀门庭。老祖母欣欣然说，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长百岁。她还特意叮嘱他记得写信叫二叔早日回国，只因她万分思念儿子。二婶封秀荣一手拉着不时咳嗽的孩子，一手拉着王良的手，红着眼睛好一通絮叨：你二叔当年信上说是从上海出国的，我估摸着八成也会从上海回来，到时记得发封电报回家，我们好做准备。他一一应承，极尽安慰，忠孝节义在言行间淋漓尽致。那天下着雨，那时谁也不曾料到，这会是上天似乎未卜先知的垂泪：这是亲人间的最后一面，“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封秀荣思念的人还有北京大学没读完就参加国民革命的胞弟封岳崧——他1926年底参加北伐回来时还带了在上海和王奇岳、王良叔侄的合影呢，此后也是杳无音讯。他们到底在哪里，情况如何？她一无所知，多年来已是目断魂消，还得应对婆婆和娘家的追问。有时，泪眼朦胧思断肠的婆婆问急了，她只能编造善意的谎言来疏导，说是在做国际“生意”，想多赚点钱；再就是说，外头在打仗，路上不安全，等消停一些也就回来了。

回到綦江的李盛莲，有关丈夫的事该说的说，该保密的保密。她其实也有多时没见丈夫了，夜阑人静时，那些深藏的思念便如綦江水那般涌来，无穷无尽，信手涂鸦中，颇有宋朝诗人晏几道《思远人》的况味：

红叶黄花秋意晚，千里念行客。

飞云过尽，归鸿无信，何处寄书得？

泪弹不尽当窗滴，就砚旋研墨。

渐写到别来，此情深处，红笺为无色。

这一路从湖北江陵拖家带口到川南，即便是“朝辞白帝彩云间”，也真不是“千里江陵一日还”。山重水复，天高地远，飘云牵雾，雁阵惊寒，叶片儿在秋风里边起舞边叹息，让她不禁触景生情，万分想念千里之外的游子。凭栏处，听人声情并茂吟诵“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她莫名地想到了南唐后主李煜的《长相思》：

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

菊花开，菊花残，塞雁高飞人未还，一帘风月闲。

眼前的王庚成这般想念胞弟——自己的丈夫，让李盛莲更是痛心拔脑。

多好的哥哥呀，有个哥哥真好！她和丈夫一样，也是在哥哥的影响和支持下参加革命的。

1910年，她出生于湖北省江陵县郝穴镇的一户商人家庭。彼时的郝穴，水陆交通便利，商贸发达，是江陵县仅次于沙市的沿江巨镇。李家开有远近闻名的“泰昌衡”木行，她如小公主般存在，幼年发蒙，先读私塾，后习新文化。可天不假年，12岁那年疼爱她的父亲因病去世。长兄如父，大她21岁的大哥李尧衢不简单呢，是这座古镇上最早一批具有新思想新信念的人物，1906年在中学堂就与后来武昌起义担任鄂军水陆总指挥的胡鄂公等乡友发起成立“辅仁社”，发表了不少倾向进步和革命的议论和文章，继而与胡鄂公北上北京、保定等地读书，成为反清“共和会”的基本会员。民国初肇，他作为主持北方革命工作的胡鄂公的主要助手，曾任北方革命军北京司令部指挥、津军都督府交通部长。北方革命失败后，他又与胡鄂公等联名通电，揭露袁世凯的阴谋。自己的哥哥和丈夫的哥哥实在相似，面对官场龙蛇混杂的丑陋和险恶，也是愤而返家赋闲，却与一批进步人士过从甚密，并给共产党员提供掩护。她离开郝穴到武汉读湖北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时，就住在哥哥的岳母家，课余常到胡鄂公等郝穴人士及家眷合住的大院玩，对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主义的异同认识与日俱增，也从中得知，哥哥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十分上心，要岳母一家和武汉的朋友们悉加关照。哥哥每次见面或通信，总不忘强调安全第一。 

王良在持志大学读书期间，与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叔父王奇岳保持通信。图为封岳松（左）、王奇岳（中）、王良(右)合影

她这次从湖北拖儿带女寻到丈夫的老家綦江，哥哥送别时也就一句话：我和妈等你平安回来！她能听出哥哥话里的重量，也能看出母亲眼神里的牵挂。他们的父母共生育十个子女，但养大成人者仅仨，他们兄妹之外，再就是中年居孀、随母生活的三姐。因此，作为幺女的李盛莲，是这个家庭的掌上明珠。可她，偏偏还那么不安分。

在綦江的第一个晚上，脑海里不由浮现丈夫的身影，如同星辰在夜空中闪烁，在长风轻抚中照亮她的心间。‌‌

正是因为在一路求学中走上革命道路，李盛莲才遇上了王奇岳。

1928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第二年，王奇岳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她则在湖北省委军事科任职，那时谁也不认识谁，却都知道此时要在湖北武汉继续革命，如鱼游沸鼎，间不容发。

武汉，乃近代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心区域，推翻两千余年封建帝制的武昌起义就在此发生，蒋介石1927年在上海滩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与之对抗的武汉革命政府也在此成立——可谁能想到呢，还没过百日维新，就葬送在汪精卫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宁汉合流”后的湖北，革命环境雷电交加、风雨如晦。

1928年3月，中共湖北省委遭受大破坏。省委秘书长任开国、省委常委夏明翰、军委秘书杜永瘦和中央局委员、中国共产党“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湖北省委党报《大江报》主编向警予等相继走上刑场，党的各级组织基本瘫痪。4月下旬，组建不久的中共湖北省临时委员会因叛徒出卖再遭破坏，临委书记黄赤光等人被捕牺牲。

“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共气焰甚嚣尘上，但夏明翰在汉口余记里慷慨就义时留下的绝命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更是光芒万丈。李盛莲就这样“革命者来”，此前她对向警予倡导的“男女社交自由”“结婚离婚自由”“男女职业平等”已由衷拥护，矢志践行。王奇岳更是万死不辞，从苏联回国不久，就在是年8月中旬中央再组建湖北省委时临危受命。新一届省委工作开展不过三个月，11月6日再遭重创，四五十人先后被捕，与外县联系完全中断。省委主要领导人刘少猷、余泽鸿赴沪向中央汇报期间，王奇岳艰难地担起了省委留鄂唯一常委的职责，为保全湖北省委尽己所能开展工作，化名雨华向中央报告了此次大破坏中牺牲人员及表现不好者的情况，同时也告知自身处境：

（1）认识叛徒过半，不能出房门一步，完全丧失活动自由，无法工作；

（2）毫无社会关系及不熟习（悉）外县情形和道路，因此无到外县活动之可动（能）；

（3）四川口音，近来在湖北简直成了“共匪”和抢匪的标记，到处惹人注意；

（4）终日困守家里，至多一月即要被人看破或怀疑。以至于完全破坏；

（5）雨华到鄂不过三月，故知道的鄂中情形亦极有限，除将知道的情形尽量告诉荣廷外，已无多留必要，何况留下无异乎（于）保存一根破坏的火线呢！

11月底，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湖北省委，下达的指示中，王奇岳为常委兼宣传部长，但环境却逼迫他不能继续留任武汉。刘少猷、余泽鸿也为此专门向中央报告：“目前尚在汉口的严重、王奇岳、徐克峻（女）、易素芳（女）、李文玉（女）必须陆续调开，否则将成为以后破坏的导火线。其他除交代线索外，别无作用……”，要求“派新人去替换奇岳等”。

12月，王奇岳受命离鄂抵沪。

跟随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曹壮夫夫妇去上海寻找党中央的李盛莲，就这样遇见温文尔雅却精明强干的王奇岳，始知眼前这个用过王雪卿、雨华等化名的英俊青年，在险象环生的非常时刻主持过湖北省委工作。她更没想到，重新分配工作时，会和他同去天津，在顺直省委共事。1927年11月，中共北方局在书记王荷波（兼中央监察委员会首任主席）被捕就义后停止工作，改由设于天津租界的中共顺直省委代行职权。历史上北京又名顺天府，河北称直隶省，故取顺直省委之名，其工作范围不限于北京、天津、河北，还包括山西、陕西、绥远、察哈尔、东北三省及河南北部和山东西部等地区。

顺直省委成立初期，领导不力、思想涣散、派别纠纷、叛徒出卖，诸多原因使得两年不到就数次改组调整。王奇岳化名叶玉（毓）文担任省委秘书长以来，对北方革命形势的复杂与艰难、对党内棘手的“顺直问题”的认识和匡正，得到了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中央处理顺直问题特派员”刘少奇的看重。

转战津门后，李盛莲和王奇岳的接触日益频繁。得知年仅18岁的李盛莲已是党员，王奇岳好不吃惊，无意中了解到她革命的初始和环生的险象。

李盛莲在湖北省立第一女子中学读二年级时，北伐军打到武汉，学校停课，胆大的她就跑到北伐军一个宣传所听革命宣传，意外邂逅郝穴同乡白正秀。白正秀是郝穴团总白步洲的二女儿，人称“白二小姐”，士别三日，讲起革命道理来竟是一套套，说什么要消灭剥削，建立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社会。这个宣传所引得李盛莲常常驻足，有时一天要听好几遍。她与白正秀越谈越投机，跟着“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等词汇灌输的革命思想也便朝培夕溉，入心入脑。

昔日的“手帕交”白正秀就这样成了李盛莲的入党介绍人。宣誓第二天，李盛莲接通知到省立第一女子中学过组织生活，这才知道，包括白正秀妹妹白正英、与自己一道来武汉求学的同乡杨宸英在内的同一小组几位同学，也是共产党员。她们和一群进步学生三人一组，各自护理一间校舍住着的从前线下来的伤兵，还经常上街宣传、散发传单。武汉“七一五”政变和上海“四一二”政变造成“宁汉合流”后，武汉三镇一片白色恐怖，李盛莲受命暂回老家郝穴。

1928年的一个傍晚，女中同组的白正英和杨宸英经沙市坐船到武汉途经郝穴，特意叫她同行。但哥哥李尧衢分析环境凶险，执意阻拦。才过几天，噩耗传至：两位同学到武汉当天，连同地下党组织联系点的铁匠夫妇一同被化装成鱼贩子的“包打听”（敌特“密探”）逮捕，不久在洪山被敌人用刺刀残忍刺死，还裸尸刑场，勒令不准收尸。两位同学的牺牲，让李盛莲难过至极，无论哥哥和母亲如何劝阻，就是铁心要到武汉寻找党组织。她掷地有声、不容商量：我失去了两位朋友和同志，党牺牲了两位坚强的战士，此时正需要我递补，我岂能退缩？！哥哥罕见地被说服了，抄给她几个头面人物的名字和电话，也许关键时刻用得上，最后如雨点般重重落在她心上的话是：你得给我安全回来！

李盛莲只身到武汉寻找到了党组织，在湖北省委军事科工作没几天，突接通知必须马上离开。军事科负责人不在场，李盛莲也不慌乱，用移动花盆做了不安全的预警后，问这个急如星火的通知者：我手头保管着三支手枪，怎么办？来人迅疾拿了一把藏身上，让她把另两把分送两个地方。她利索地用报纸包起两支手枪，再裹上一层白绸子，夹在腋下一阵风似的出门而去。

那天的街上，警察很多，如临大敌。她情知越害怕越出事，就装作若无其事地正常走路。那天的她，下穿青裙子，上穿红黑相间太阳布小夹袄，这一身学生打扮也骗过了警察的眼睛。她迅速到汉阳门附近一处地方，将一支枪交给一个姓田的账房后，再赶到汉口后花楼一家客栈，直到完成另一支枪的移交，心儿这才开始怦怦直跳。

湖北省委屡遭破坏，李盛莲无处藏身，危急关头却依然没去找哥哥所说的头面人物，而是到租界向省委组织部部长曹壮夫报告。曹壮夫夫妇要她同住租界地，几天后带着她坐船前往上海找党组织。党组织原本派她到黑龙江，考虑到地方太远也太冷，于女同志多有不便，遂又改派她跟随几位湖北同志一道前往天津接管顺直省委。在从上海坐火车前往天津的途中，她压根没想到，与王奇岳一见便是一生。

顺直省委领导人接头和开会时，李盛莲就负责放哨、应付邻居、观察敌情。她还承担交通送信等任务，常常手提竹篮佯装买菜卖菜，实则送文件和密信，重要材料必要时得用专用药水抄写。

她的勇敢、忠诚和机灵，组织看在眼里，王奇岳记在心里。李盛莲眼中的王奇岳，长相英俊，性格温和，重情义，能写会画不说，还爱好音乐，能拉手风琴，会说法文、俄文，是个既有知识又有能力的好领导。两人的好感跟着冬去春来的时令迅速升温。

白色恐怖之下，为了便于工作安全，组织于1929年5月间安排他们结婚。起初曾誓言要像向警予那样追求“结婚离婚自由”的李盛莲，却心甘情愿接受了这场被包办的婚姻，之后才略知革命伴侣的过往。

王奇岳24岁赴法国勤工俭学。翌年，也就是1921年，和逾千名中国学生在巴黎发起了一场“争生存权、求学权”运动。同年七八月间，又和勤工俭学学生联合华工及各界侨胞，成功地开展了反对中国政府以出卖主权为代价向法国秘密借款的斗争。他矢志不移地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之路，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和赵世炎、周恩来等一道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组织，为国内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准备力量。1923年10月，他和刘伯坚等一批旅法旅德的党团员，受命转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学习，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底，中共旅莫支部安排王奇岳和刘伯坚等人回国，经海参崴时，王奇岳却被留下担任海参崴党组织负责人、海参崴五一工人俱乐部工会主任，参与《工人之路》办刊，以雨红等笔名，发表《十月革命与中国》《列宁主义指导下的世界革命》等文章。

1928年6月，国内急需干部，王奇岳受召回国。回首海外八年，而今终将踏上归国之路，直面亟待变革的祖国，他不禁思潮澎湃，慨然赋诗明志：

革命潮正高，

奋斗的路正遥，

漫漫的黑夜岂能长？

我收拾漫游踪影，

我踏着血路——前闯，前闯！

赴任武汉的王奇岳，精明强干，初露峥嵘，李盛莲虽未亲见，却从湖北省委的同志们那里听说了，之后听到的还有知情者的一语双关：你们在武汉都胆略超群，让敌人“安能辨我是雄雌”，再从上海到天津，果然是天生的一对！

被捕在蜜月，别样的海誓山盟

新婚燕尔，王奇岳依然早出晚归，致力于顺直省委的恢复重建、发展联络。李盛莲除了包揽家务，还随时从贤内助化身为省委交通员。地下工作危机四伏，平时生活也异常艰苦，组织上每人每月的十元钱经费有时还不能保证及时到位，入不敷出、揭不开锅是常事，但并不影响这对革命伉俪的共同追求。婚后的她，有如阳光倾洒在不蔓不枝、亭亭净植的莲花之上，映照着生命的美好与坚强。大家都说人如其名，李盛莲就是一朵盛开的希望之莲。

省委除奸队长郭宗鉴分析和利用了李盛莲提供的几次情报后，称道不已，只差用上长目飞耳这类溢美之词。

郭宗鉴与王奇岳走得甚是亲近，不仅因为都说四川话，还因为他曾入黄埔军校五期入伍生部，虽因身体情况未能读完，却认识了同期同龄的王良。他和王奇岳在顺直省委共事以来，有关信息一对上，亲得像是另一对叔侄。郭宗鉴在黄埔军校期间对王良的了解有限，但只言片语以及夹带的欣赏之情，已能让王奇岳解渴。从他们的对谈中，李盛莲在心里悄悄拼凑起了王良在黄埔军校的画像：学习认真，吃苦耐劳，文笔流畅，写得一手好字，很受师生青睐。

动荡岁月里的美好，终究难以静守。面对严峻而复杂的斗争形势，王奇岳整天在外奔波，工作千头万绪，常常置身于生死关头。

一天，王奇岳刚到一个联络点接头，就被突如其来的敌人围住，几名共产党员连同其他嫌疑人员悉被押到军警督察处，集中关在一间屋子里听候审讯。屋内鱼龙混杂，磕头碰脑，王奇岳迅速脱掉长衫，与一个卖油小贩调换了衣服，并故意把头发搞得形同鸡窝。轮到他被押去受审时，他从容地自称是卖油郎。敌问，既是卖油的，为何跑到共党机关里去？他佯装无辜，气哼哼地答：我去是要账的呀，哪知他们要搞“共产”！任凭面前敌人恶狠狠地反复逼问，他始终一口咬定是卖油收账。敌人见他的穿戴确实像个卖油小贩，也没找出什么破绽，训斥一通也就放了。王奇岳脱身后，穿过大街小巷走了很远，确定无人跟踪后才返回家中，在李盛莲的配合下，迅速布置有关人员转移隐蔽，最大限度地减少党组织的损失。

与顺直省委渐有起色的工作同来的，是时刻都得直面生死的不测之虞。王奇岳再三叮嘱李盛莲，从事地下工作必须谨慎有加，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和随机应变，特别指出最大的危险极可能来自叛徒，前头牺牲的北方局书记王荷波就是被叛徒出卖的。

她从他的诗里看出他对叛徒的恨入骨髓：

可耻的变节苟才，

一个个奴颜婢膝，

向狱卒叩首，

甘心认贼作父，“化敌为友”！

他们婚前几天，由于叛徒告密，七名共产党员被捕；婚后几天，顺直省委的信箱被敌公安局破译。最为严峻的还是原顺直省委书记王藻文的“化敌为友”。

1929年春，工人出身、文化水平低、信念不坚定、当官发财欲望强的王藻文被撤销中央委员之职后，参加中共六大会后从莫斯科回来，见新组成的顺直省委成员名单上没了自己，言行极为不满，还常常在街上拦住新省委的同志要钱，纠缠不清，经教育无果，还拉上原省委委员李德贵准备一道叛变。党组织的安全瞬间被逼上悬崖，必须快刀斩乱麻！5月31日，省委锄奸队长郭宗鉴带人在位于天津市昆明路法租界老西开教堂后的首善里一处租房内埋伏，寻机除奸，一时轰动津门，报纸称之为“老西开凶杀案”。

意料之外的是，王藻文没有当场咽气，向赶来的妻子张健生告知了内情，张健生虽说也是地下党员，却在丈夫死后当即投敌。国民党反动当局根据她提供的线索，勾连租界巡捕，对设在法租界的顺直省委机关收发室及全市相关地方展开大搜捕。省委交通员陈涤云被捕后经不起用刑，首先变节。顺直省委及相关党组织由此遭遇最严重的一次破坏。为人机警、往往能逢凶化吉的王奇岳，这次也没能幸免，与新上任的顺直省委书记卢福坦（化名韩振明）、省委常委兼天津市委代书记傅懋恭（彭真）等22名重要干部和党员先后被捕入狱。

李盛莲对王奇岳被捕那天的情景记忆犹新：那天快到吃晚饭时，王奇岳说要到收发室去一下就回来……

她当然知道收发室是顺直省委机关的一个重要部门，分驻各处的省委领导和工作人员常在此会面。此时郭宗鉴等人出事已两天，李盛莲关切地说，外面到处都是特务密探，你怎么出去？王奇岳说，这个时候我更得去了解情况，万一省委有最新指示，也好采取相应对策，我会加倍小心的，如果万一，你自己也要灵活应变。李盛莲说，我不要万一，我要你一万个安全回来，我在家等你吃晚饭。他平时几乎都是西装革履出门，那天却穿起了长衫。家里的晚饭凉了，省委组织部部长上门找他商量要事，等到深夜仍不见回来才离去。一股莫名的不祥之气弥漫开来，天边的夜色像一张无形的网，罩得眼前的世界沉重而压抑。

次日，李盛莲忐忑了一夜的心情略为平复，提着菜篮若无其事地上街打探情况，终于从一家小报看到被捕名单上有一个名叫叶毓文的四川綦江人，立时明白了一切。这正是王奇岳的化名呢。

此时，他们还没过蜜月期。恐怖的气氛，让津门大地都抖颤起来，她却没有退缩，听从组织安排到“互济会”工作，了解收集情况，打探被捕人员相关消息，利用各种关系做营救工作。

那天，王奇岳被埋伏在机关收发室里的巡捕和特务逮捕后，法租界巡捕房马上把他引渡给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从其他各处被捕的共产党员也关押于此。一场场严刑逼供，张牙舞爪地等着身陷囹圄的他们。

王奇岳受审时，自称刚从上海到天津来报考南开大学，经朋友介绍到收发室找个暂住之地，纯属意外，与此处人员毫不相干。

叛徒陈涤云供出王奇岳是顺直省委秘书长，王奇岳却咬定自己压根就不认识什么陈涤云，肯定是他害怕受刑、想着领赏才乱供一气，损人利己。面对酷刑，哪怕陈涤云被带到现场指认，王奇岳也坚不改口。他有足够的定力和判断力，自己到天津为时不长，一切行动隐秘有加，与这个叛徒又鲜有接触，即便对方知道自己真实身份那又如何，且与他们斗智斗勇。

上压杠、香烧腰背……一次次昏死过去，又一次次被冷水喷醒，周而复始，面对反复施刑以发泄恼羞的敌人，他始终无半句口供，完全将生死置之度外。敌人见他已经体无完肤了，陈涤云仍说不出其住址和家庭情况，更提供不出其他有力证据，只好把他列为嫌疑犯处理。天津市公安局侦缉队长看罢这个已然血肉模糊的硬汉，出门后不禁感叹：这个叶玉文（王奇岳化名）真是硬骨头，受了那么多大刑，嘛都不说，这点让人佩服！

1929年冬，王奇岳等22人被无计可施的敌人移交给河北省高等法院天津分院审理，竟有律师来作他们的辩护人。他们心知肚明，这是狱外党组织的暗中安排。在律师们的助力下，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法庭当成战场，一句句、一声声，都在揭露敌人非法逮捕、施以毒刑、硬逼口供等罪行，激起了旁听席上富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和开明人士的极大愤慨。

一天，李盛莲背着女儿化春正在一家书店翻阅书刊等候接头，忽听有人叫自己的小名，不禁吓了一跳，回头看是哥哥的挚友、郝穴老乡熊子明，小声说胡鄂公来天津了，想见她。她跟熊子明到劝业场见上胡鄂公后，才知胡鄂公受党组织委托，疏通津、京上层关系营救被捕同志。胡鄂公说她哥哥和母亲都非常想念她，盼着她回江陵，如果她愿意，自己可以帮上忙。她不假思索地说：我丈夫还没出狱，孩子天天在等她爸，哪能回去！

翌年春，天津分院强行按“反革命暂时治罪法”第七条前半段条文，对王奇岳和彭真等人予以判刑，其中王奇岳、詹大权、卢福坦等12人以“共产党嫌疑犯”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1个月，彭真则以“政治犯”罪名，被判处9年11个月徒刑。随后，王奇岳等人一并被送往设在天津市里的河北第三监狱关押。监狱分为前所（拘留所）和后所（正式监狱），王奇岳、彭真等均被关在前所，有所不同的是，彭真和郭宗鉴作为已经确认的政治犯，被加上了沉重的脚镣。

狱中生活苦不堪言。一间不足十平米的牢房，却羁押着五六人甚至十来人，比肩迭迹。屋内只有一个大铺，寒冬腊月也只发给一床囚被，“犯人”只能抱团取暖。牢房形同陈年垃圾场，夜间大小便只允许在屋内排放，臭气冲天，令人窒息。吃的常是发出霉臭味的小米饭，上面沉浮着谷糠、沙子、蟑螂尸块或老鼠屎，每顿饭只有铜钱大小的一块咸菜。煮饭时，三四麻袋小米齐下一口大铁锅，那便是“政治犯”和狱中三千其他各类犯人一天的伙食，管你吃不吃、饱不饱。天天如此，食不果腹。所穿囚衣都有斑斑驳驳的霉菌，基本都破烂不堪，人人都像叫花子……

形似虐杀的非人待遇，加上勒索，让王奇岳等“犯人”异常不满，利用“放风”及其他场合秘密串联，商量必须与监狱当局开展斗争，改善环境卫生和生活条件。由此，以彭真为书记，王奇岳与郭宗鉴、卢福坦等为委员的狱中秘密支部应运而生，在斗争的策略和方法上统一认识。狱内有四个号甬（即四大片），彭真、王奇岳、郭宗鉴、詹大权各领导一个，每个号甬负责三间监房，以每间监房为战斗单位，由支委指定一名党员骨干负责本监房的斗争，并确定各号甬和监房领导者的候补人员名单，上下密切联系、团结一致，一旦谁被隔离而与支部失去联系，候补人员便及时主动补充上来，在合乎国民党的法律许可范围之内继续领导斗争。

为了有理有据地更好地开展斗争，彭真提议，以“学习转变”为说法，找来国民党当局制定的《反革命治罪暂行条例》《中华民国刑法》《防止共产党办法》等法律条规，研究其内容，运用法律手段为我所用，还启发教育普通“犯人”，帮助文化低的人写申辩书。

好不容易转移到了后所关押，不料各种迫害变本加厉，相继有人被活活折磨致死。王奇岳和彭真愤慨万分，发动大家开展“反虐待，争生存”斗争。他们认真观察监狱的地形布局，一度有了越狱计划，后因引起了监狱的警觉并加强戒备，为避免无辜牺牲而不得不放弃。

面对正气凛然、不屈不挠的斗争，监狱软硬兼施，允许“犯人”家属每月探视一次，企图达到软化顺从效果。李盛莲以家属身份从“外地”赶来天津探监，看到丈夫的累累伤痕，特别是身上化脓的伤口，难过极了。王奇岳鼓励她要坚强起来，她也迅疾地从他闪着电光一样的眼神里汲取了无形的力量，丝毫没被监狱内足以令人昏厥的熏天臭气吓退，无比珍惜难得的机会，通过隐晦的方式巧妙交流监狱内外的情况。李盛莲等家属两周一次的探视，成了狱中支部与外界联系的桥梁，让狱中斗争变得更有组织起来。

1930年5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中原混战处于拉锯状态的消息传来，狱中支部分析认为，利用军阀派系之战这个时机开展斗争，极有可能争取某些权益。经秘密串联、征求意见和宣传动员，狱中支部拟定了“改善生活待遇”“反对监狱虐待”“我们有生存权利”等口号，于5月30日联合120余名“政治犯”，以书面形式向监狱当局提出八项严正要求。其云：

（1）改善伙食，吃大米白面，增加蔬菜。

（2）除去脚镣等刑具。

（3）白天开放监房门。

（4）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和病人生活待遇，增加西医、西药（当时只有一名中医）。

（5）准许购买和阅读公开发行的书报刊物。

（6）增加家属探视次数和延长会见时间（原来每月一次增为每周一次，每次由30分钟延长为1小时），遇有特殊情况，准许随时会见。

（7）延长“放风”和运动时间。

（8）发给被褥及日用必需品。

要求遭狱方无端拒绝。几度交涉中，备受牢狱折磨、身患重病的狱友魏振华得不到有效治疗，于6月中旬去世。

狱中蔓延着一股无法遏止的怒火。

彭真和王奇岳等人向狱方提出召开追悼会和迅速答复八条要求，仍遭拒绝后，狱中支部遂以魏振华死难为导火索，转而部署绝食斗争。7月2日，上百名“政治犯”高呼“争取生存权利”“改善生活待遇”“反对虐待和压迫”“我们没有罪，有生活的权利”等口号，开始绝食斗争。 

王良烈士家书

死都不怕，奈何以死威吓！原先冷言峻词的狱方先是瞠目结舌，继之惊慌失措，当天下午就把彭真、王奇岳等20多人押往天津陆军监狱，妄图以分散隔离之法各个击破，还把认为有可能劝说进食的郭宗鉴等人单独关押，以好饭好菜进行哄骗拉拢。监狱当局做梦也想不到，即便把“首要分子”押往了他处，三监各号甬和监房的绝食运动仍一如既往，难友们在“候补”党员顶上的狱中支部领导下，有了主心骨，团结一致，毫不动摇，而彭真、王奇岳等人也在陆军监狱继续绝食声援。敌人调来一批荷枪实弹的军警和铁甲车扬言弹压，但两处监狱的“犯人”丝毫不惧，还纷纷向士兵们宣传真相。

军方责问为何暴动，王奇岳和“政治犯”们的回答近乎一致：我们并非暴动，只是反虐待、求生存，法律上并未规定犯人绝食就是犯罪。他们还借机控诉揭露敌人滥捕、滥押、滥用肉刑，以及狱中残酷迫害等罪行。军方明白狱方谎报情况、妄图借刀杀人的伎俩后，带着些许同情和理解相继撤走。

狱中支部为了取得绝食斗争的最后胜利，还将斗争计划报告给省委，为此确定两条联系渠道：一是省委指定通信处，约定用隐语或密写之信把绝食消息通过狱中同情革命的可靠看守寄出；二是通过省委派人或狱中支部选定的亲属，利用探监传递密信，极大程度地争取社会舆论支持。里应外合，省委适时启发“政治犯”家属同狱方说理，并发动社会各方大力声援和募捐。

李盛莲每两周给王奇岳送些书刊和当地报纸及食品、用品，她巧妙地利用探监之机，既传递省委指示，也了解狱中斗争情况，再回头报告上级，为狱中斗争争取更多的政治主动。

绝食斗争进入第四天，《大公报》《益世报》等新闻单位相继派记者到监狱采访，冲破狱方设置的各种阻挠，了解“政治犯”们遭受的种种残酷迫害情况。忽如一夜春风来，大报小刊消息传，社会反响被强烈引发，进步团体和社会名流也先后到狱中探视、慰问。

一时间，此案广受关注，举国皆知，抗议之声此起彼伏。

蒋、冯、阎大战正是吃紧之时，控制天津政局的阎锡山勒令天津当局谨防事态扩大，务须维持后方统治稳定。各方压力之下，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曾延毅到狱中看望“政治犯”，对八项要求除“允许阅读报刊”一条外，其余全部接受。彭真和王奇岳、郭宗鉴等人转回原先监狱后，商定全体“政治犯”复食。

李盛莲带着女儿又适时来探监了，看到他们原来所吃小米菜汤、窝窝头，已改为白馒头、大米稀饭，不由地流出了激动的泪水。目睹王奇岳身上难以消失的伤痕，也忍不住哽咽起来。

王奇岳抱着女儿亲了又亲，然后一脸平静地看着妻子：还记得《回忆》吗？

李盛莲明白，这是王奇岳在海参崴从事革命斗争时所作诗歌，婚后她听他当面吟诵过，记得其中几句：

隐约的荡漾着一幅血样旗帜，

红光怒放，

刹那间，闪映出人类天堂，

引诱起地狱里无量数的奴隶咆哮挣扎！

锤碎锁链，

冲破狱门，

直奔到街上，

武装巷战！

……

丈夫此时提到这首诗，显然是要与她共勉，这让她激动，信念在心头更是亮如灯塔，无惧黑夜漫长。

斗争取得了一定成效，除了生活用品、当地报纸，李盛莲还可以送去一些法文书刊了。看守人员听说是法国小说，就未细查，哪知其中多数是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和进步读物。王奇岳等人利用这个条件，在狱中常用法语和俄语交换意见。看守人员虽然鸭子听雷公一般，却也担心这些“政治犯”图谋不轨，喝令犯人之间不准说外国语。王奇岳等人不予理睬，土洋结合，适得其所。

艰难度日间，王奇岳等十多名“政治犯”熬过了11个月刑期，天津公安局却以种种借口继续关押。监狱内外的质问便也一刻不停：刑满后为何不予释放？

不停不歇的斗争和社会舆论，让阴谋接连破产的当局理屈词穷，倒像成了一头迫窘的野兽，担心被反噬，不得不在1930年七八月间宣布将王奇岳、詹大权、卢福坦等十多人予以释放。

实际坐牢已一年零两个月的王奇岳，出狱后马上受命与李盛莲乘船去上海。得知这段时间狱内狱外都有人叛变，他沉默稍许，手扶栏杆，面朝大海，轻声吟哦起了两年前写的诗句：

可笑那落伍的囚徒，

一个个心惊胆战，

左右逃藏，

——似鱼虾漏网！

她听懂了，问：你想做什么？

他迎着呼呼而来的海风，还是以诗代答：

我呢——大海心中一浪，

被潮流前推后拥，

不断地前闯，前闯！

吟罢，回头望她，问：你呢？

她不假思索，以他的诗来回答他的问：

怕回头！

怕落后！

几阵腥风，

血花缤纷遍地流！

对望的眼神里充满了期待，彼此读懂了对方，他们注定要像眼前劈波斩浪的大船那样，无所畏惧地前闯、前闯。

好，这就是我们的海誓山盟！他莞尔笑罢，又喃喃低语：多一份努力，才对得起还在狱中的同志们。

和他同时入狱的彭真、郭宗鉴等人仍未获释，一大原因是他们在暴露身份后，主动舍己救人。大革命时期彭真就在天津工作，先后担任顺直省委、天津市委负责人，被捕时他和郭宗鉴的身份均已暴露，为此决定舍身为人，尽可能减少牺牲、掩护省委和已被捕同志，缩小党受损失的范围，两人均主动承认自己为省委领导。两人迅速分头组织被捕人员串供、翻供，促使一些人获得无罪获释、提前释放。彭真却因此受到重判，郭宗鉴也“罪加一等”地被转押至北平陆军监狱。

王奇岳对他们敬重不已，更牵挂狱中战友的安危，来到中央机关工作时，专门条分缕析地向周恩来等领导人汇报了相关情况。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2026年第1期，作者为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副主任、福建省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