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惟邦本”到“开眼看世界”
——林则徐经世致用思想之实践
薛 菁
经世观念中国自古有之，所谓“古者儒墨诸家，其所著书，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盖未有空言无事实者也”[1]。经世致用则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提出的一种社会思潮。鸦片战争后，其又成为思想界的主导。梁启超说：“‘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2]。“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3]成为晚清学术界之风气。面对“千古之创局”，经世学者以开放的心态直面现实，果断做出“师夷”的理性选择，经世之学成为中国人接受西学的最初依据，成为当时中国文化弃旧图新、迈向近代化的重要推动力。林则徐即为这一时期践行经世致用思想的突出代表。
一、民惟邦本，注重实务
林则徐（1785—1850）出生于福建侯官县“累世业儒”之家。在父亲林宾日的教育和影响下，少年林则徐形成“实事求是，不涉时趋”的思想作风。嘉庆三年（1798），林则徐考中秀才，入鳌峰书院学习，深受山长郑光策“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郑光策平时“留心经世之学”，“尤喜读经世有用之书”。[4]在郑氏指导下，林则徐饱览经史典籍，有儒家经典以及朱熹、陆九渊、王阳明诸人之作，亦有《韩非子》《庄子》《史记》《汉书》等史籍，还有历代诗文集、笔记、佛经、医书及书法碑帖等，“大抵儒、法、道、佛，兼收并蓄”[5]，识见超群，立下“经国救世”之志。
嘉庆九年（1804），林则徐中举后，入福建巡抚张师诚幕，相从四年，“尽识先朝掌故及兵刑诸大政，益以经世自励”，深受张师诚器重。嘉庆十六年（1811），林则徐举进士入翰林院庶常馆，先后任江西乡试副主考、云南乡试主考。在京师七年，林则徐“力学而潜修”，精研经世致用之学，“虽居清秘，于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综核无遗”[6]。他在给朋友郭柏荫（远堂）的信中说：“至都中本无官事，翰林尤可终年不赴衙门，若不读书，岂不虚度日力？”他认为：“历代文献，我朝掌故，史臣所必当通晓者，不可不孜孜留意。”[7]期间，他广泛搜集汉至清代几十位官吏与农学家关于兴修农田水利的奏疏、著述，查阅内阁收藏的清代档案文件，撰写了《北直水利书》，[8]制定出一整套关于治水工程的管理、验收规章制度，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治水专家，《畿辅水利议》堪称其水利建设思想的代表作。书中提出的主张，如“农为天下本无务，稻又为农之本务”等，均为林则徐经世思想的具体表现。
嘉庆二十五年（1820），林则徐出任浙江杭嘉湖道，结束了京官生涯。从此，他先后担任浙江盐运使、江苏按察使、江宁布政使、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等职，历官十四省，宦海四十载，累官至督抚，勤于政事，心系国政与民瘼，其经世思想正是在实践中一步步深化的。
1833年，林则徐在江苏为官之初，即面临江苏严重水灾，“自江宁以至苏、松”几成泽国，收成无望，“民情竭蹶异常”。对此，林则徐“实深焦灼”，不惮为民请命，向道光皇帝奏上了他那篇著名的《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歉收情形片》，提出了“民惟邦本”的政治理念，他说：“窃维尽职之道，原以国计为最先，而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朝廷之度支积贮无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所谓民惟邦本也。”[9]这份奏折被视为林则徐“民惟邦本”政治理念的结晶之作。在林则徐看来，“上裨国计者，不独为仓储之富，而兼通于屯政、河防；下益民生者，不独在收获之丰，而并及于化邪弭盗，洵经国之远图，尤救时之切务也”[10]。为此，他把“下恤民生”之重心放在帮助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发展社会经济上，主要体现在吏治、漕务、水利、盐政等方面。
林则徐仕宦一生“崇实行而不事虚名，秉公衷而不持偏见”[11]，每到一处，整治积弊，关心民瘼，“事事体民情”，“事事与僚属求实际”，“将各属大小政务，逐一求尽于心”。[12]如，任江苏按察使期间（1823—1824），林则徐澄清江苏吏治，整治民风。他夜以继日，明察暗访，“一切谳牍，皆出亲裁，不肯稍有假手”，“自通饬以后，批解尚能如期，数月以来，结者已什之九”。[13]为此，清廷评价他“治狱严明”，江苏人民称颂他为“林青天”。又，道光十一年（1831）十一月，林则徐被擢升任河东河道总督，他深知“河工修防要务，关系运道民生最为重大”[14]，因此，他决心力振因循，不避怨嫌，以防意者防川，以纠心者纠吏，以求“弊除帑节，工固澜安”[15]。在查验河防各厅料垛时，为防止修防第一要件的垛料成为“河工第一弊端”，林则徐对各工形势细加体察，咨访研求，每到一工，不敢忽略走过，不敢稍为将就，如有草率偷减，即行据实严参，不敢稍有徇隐。道光皇帝称赞其办事得力：“向来河工查验料垛，从未有如此认真者。揆诸天理人情，深可慨也。”[16]又说：“动则如此勤劳，弊自绝矣。作官皆当如是，河工尤当如是。吁！若是者鲜矣。”[17]
道光十二年（1832）六月，林则徐接任江苏巡抚，至道光十七年（1837）三月任湖广总督，在江苏五年，期间两度署理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三次担任江南乡试监临官，采取了一系列拯救积贫积弱的改革，践行其民惟邦本的政治理念。
道光二十一年（1841），因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清政府下令，将林则徐遣戍新疆伊犁。伊犁将军颜扎·布彦泰请林则徐主持兴治屯田事宜。林则徐抱病协办伊犁的阿齐苏垦地，捐资兴修龙口水渠工程，使伊犁荒垦大见成效。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已花甲的林则徐又奉命赴南疆履勘垦地。针对当地经年少雨、气候干燥、地面蒸发过烈、渗漏严重的情况，林则徐推广兴修坎儿井，不久坎儿井遍布新疆河谷一带。当地老百姓为纪念他的业绩，称之为“林公井”。金安清在《林文忠公传》评价道：“公（林则徐）盛德纯忠，丰功伟绩，他人得一已足名世，而公所树立，偻指未能尽。其尤著者，新疆屯田、江南漕赈、云南回务三事，皆以一时贻百世之利，一心布万民之泽。”[18]
二、学习西方，师夷长技
早在江苏巡抚任上（1832—1837），林则徐就提倡用西洋龙尾车代替中国传统的翻车灌溉农田，可谓其学习西方思想的萌芽。林则徐首次接触到所谓的夷务，是在赴任江苏巡抚南下途经镇江时处理的英国人胡夏米（Hoo-Hea-Mee）驾船窜泊江南羊山洋事件。他认为：“夷情狡诈，贪图贸易，显违定例，兼恐内地奸民乘机勾串，别滋事端，不可不严为防范。”[19]
从1839年3月至1840年10月，林则徐任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奉命到广州查禁鸦片，为探访夷情，他设立译馆，亲自主持并组织翻译班子，“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20]，把外国人讲述中国的言论翻译成《华事夷言》，作为当时中国官吏的“参考消息”。他还物色聘用善译人才，设立译馆，翻译各类书报，“凡以海洋事进者，无不纳之；所得夷书，就地翻译”[21]，开创了中国人了解世界、学习西方之先河，使广州在1839—1840年间迅速出现了一个“海外图说毕集”的繁盛局面。凡是教会出版的小册子、中国时事月报、商业性论文、有关英美等国的叙述，以及地理和西洋枪炮制造书籍等资料，林则徐都加以选择，或删节、或摘要译出。英国海军军官宾汉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说：林则徐在虎门收缴鸦片期间，曾亲自“指挥他的秘书、随员和许多聪明的人，搜集英国的情报，将英方商业政策，各部门的详情”，英俄关系和英方对中国禁烟的反应等，“都一一记录”，“这些情报，每天都先交钦差阅览”。当林则徐离开虎门回广州时，“已搜集了一厚帙了”。[22]
据载，林则徐组织搜集和翻译的外国资料，内容广泛而且数量大。但是，这些资料不少已经失传，现存比较完整的代表性译作，仅《澳门新闻纸》和《四洲志》两种。
《澳门新闻纸》是林则徐在广东主持禁烟时期，组织手下翻译澳门出版的外文报纸。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1838年12月31日）林则徐奉诏前往广东，查禁鸦片，次年3月10日抵达广州，就任钦差大臣。为了“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23]，林则徐便派人潜入澳门搜集外国人出版的外文报纸，聘用翻译人员，将有关鸦片贸易、西方各国对中国禁烟的态度以及其他方面的消息和评论译成中文，抄送给广东同僚与他省督抚官员参阅，还将部分内容附折奏呈道光皇帝御览，作为禁烟和备战的参考。这种随译随送的手抄译报，起初是零散的，并无名称，后人把这些翻译材料装订成册，起名叫《澳门新闻纸》。
《澳门新闻纸》现存6册，所译自1839年7月4日至1840年11月7日，历时一年四个月，共177则译文[24]，全部篇幅超过10万字，其内容的选择与林则徐当时在广州禁烟抗英的活动密切相关，如关于中国的报道、在华夷人及其本国动静、鸦片与茶叶买卖的消息等等，“涵盖当时军情夷务与时势百态”，“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25]林则徐还把《澳门新闻纸》所译新闻资料，分类整理，改写选编了《澳门月报》五辑：《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起到了“忽穴一牖”、辟开一径的作用。
《澳门新闻纸》是中国近代第一份译报，也是中国译外国新闻纸之嚆矢，开创了通过翻译外国报纸了解世界的先河，为国人打开了一扇放眼全球的窗口，为清廷官员们了解外事探索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洋务派效仿林则徐的译报活动，开始大力倡导翻译外书外报，培养翻译人才。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奕奏请的京师同文馆于次年正式开办，翻译西方新闻纸成为同文馆的一项日常事务。同治二年正月（1863年3月），李鸿章奏请仿京师同文馆之例成立上海广方言馆，翻译西书西报。维新派则运用报刊作为政治改革的工具。汪康年、梁启超等人创办的《时务报》，即以专发明政学要理，翻译各国报章为主要内容。1897年，康有为在《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缘起》中阐述创会章程，希望“仿古者学校之规，及各家专门之法，扩见闻而开风气，上以广先圣孔子之教，中以成国家有用之才，下以开愚氓蚩陋之习”。为此，他提出“刊布报纸”。他说：“乡先贤陈文恭公劝士阅邸报以知时务，林文忠公常译《澳门月报》以觇敌情。近日报馆林立，类皆取便雅俗，语涉繁芜，无关轻重，惟上海《时务报》、澳门《知新报》专录时务，兼译外国新闻，凡于治术学术有关切要者，巨细毕登，诚臻美善。”[26] 1897年10月26日，严复与王修植、夏曾佑等人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以刊登国内各省要闻，译载重要政论及名著为主。《国闻报》与上海《时务报》分掌南北舆论界的领导地位，成为维新派的重要宣传工具，对维新运动兴起和高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严复“尤以通外情为要务”办报原则从侧面反映出，严复是要通过报纸介绍西方的先进知识和文化，为未来的政治变革准备思想条件。总之，“自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报纸日愈受社会看中，内容已作重大革新，从上谕、奏折与宫廷记事的范畴中扩大，致力介绍西学，谕议时政，并广译西报新闻，报章俨然成为读者周知全球大势与获取新知的源泉”。“至光绪年间，通都大邑报章近八十种。”[27]
《四洲志》是林则徐组织幕僚、依据英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慕瑞（Hugh Murray，1779—1846）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An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亲自加以润色、编辑而成。译作比较全面、详细介绍了亚洲、非洲、欧洲、美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四洲志》编译汉文约114000字，仅原著的十五分之一，其将原本欧洲、亚洲、非洲、美洲以及澳洲的五洲模式，改为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的结构，整个澳洲卷基本被删节，故名“四洲”。齐思和先生说：“书实记五大洲事，称四洲者，犹沿佛书中之旧称。”[28]《四洲志》的编辑体例，基本上是以地区和国家为单位，逐一介绍。除了节译出原书中关于各国的自然地理、历史沿革、政治制度、山川河湖、财政经济、对外关系、民族分布、文化宗教、民情风俗、土特产品等内容之外，林则徐还在其中发表自己的见解，表明自己的编纂原则和政治倾向。如，改变了原书以欧洲为中心的模式，凡原书耶稣纪年后均标注中国的皇帝纪年，以便中国读者比较对照。全书多处以汉文文献和其他相关中文记述相印证，如介绍“巴社国”时，穿插了“《史记》所载，亦古名邦，如阿西利阿、巴比罗尼阿”。在讲述“依辑国”时，特别指出当年“利玛窦所谓黑人多是也”。[29]
《四洲志》中篇幅最长的是“育奈士迭国”一节，其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美国的历史和政治体制。在叙述美国历史时，涉及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如：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1584年，英国在如今美国北卡罗莱纳外海的罗阿诺克岛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名为“洼治尼阿”（即弗吉尼亚），直到1621年“英国设总领于此”。1756—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后，英人“盛极而骄，强征税饷”，导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
在论及美国在立国后迅速成为富强国家时，其曰：“传闻大吕宋开垦南弥利坚之初，野则荒芜，弥望无人；山则深林，莫知矿处；壤则启辟，始破天荒。数百年来，育奈士迭遽成富强之国。足见国家之勃起，全由部民之勤奋。故虽不立国王，仅设总领，而国政操之舆论，所言必施行，有害必上闻，事简政速，令行禁止，与贤辟所治无异。此又变封建郡县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30]在此，林则徐把美国的联邦制度同中国的封建郡县制度加以对比，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与中国有作为的圣明君主统治并无差异，实际上是对美国民主共和制度的肯定。这种认识在清朝举国夜郎自大、唯我独尊的社会氛围中，确属凤毛麟角，这一思想同样也影响了后来的魏源和徐继畬。林则徐也被认为是“开创了解和介绍美国之风气的第一人”[31] 。
《四洲志》作为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记载世界地理志书，具有开风气的作用。梁启超称该著为“新地志之嚆矢”[32]，亦为魏源编著《海国图志》的基石。
《各国律例》是林则徐于1839年主持翻译的瑞士法学家滑达尔（Emerich de Vattel,今作瓦泰尔，1714—1767）所著的国际法著作中的部分内容。该著原系法文，名为《万国公法》（Le Droit des Gens），于1758年出版。1834年出版了英译本，又称《适用于各国和主权者的行为和事务的自然法原则》（Principles of the Law of Nature Applied to the Conduct and Affairs of Nations and Soverigns）。该著一经出版便风靡整个欧洲，成为外交家和领事官的必读物。林则徐摘译了其中涉及战争、敌对措施如封锁、禁运等法律条文，以便熟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行的国际法规，并以之作为制定外交斗争策略的参考资料，也使得林则徐当时的禁烟与抗英斗争具有了法律依据。这是西方国际法著作开始传入中国的标志，林则徐则被认为中国引进国际法第一人。
林则徐的翻译活动改变了明末以来西语翻译以外国传教士为主导的局面，开启了国人从本国的实际需要出发，自觉、自主译介西方新知识的先河，一时间，研究西方国家的著作蔚然成风，并以翻译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法学和地理学知识作为译本的选择方向，出现了中国翻译史上短暂的“林则徐时代”。殆及清末，翻译西书蔚为风气。如《清史稿》所云：“清之末叶，欧风东渐，科学日昌。同治初，设江南制造局，始译西籍。光绪末，复设译书局，流风所被，译书竞出，忧世俊英，群研时务。”[33]
为“开民智”“求变革”，林则徐等人开启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声，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转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美国华裔学者张馨保如此评价林则徐：“在所有19世纪的中国政治家中，林则徐的形象和影响都超过了其他人。……比曾国藩、李鸿章早二三代人的时间，林则徐就已提倡和发动了向蛮夷学习的自强运动”。[34]林则徐当之无愧地被称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也被称为“倡西学之始，开新学之路”第一人。
总括上述，林则徐“久任封疆，威望素著，所至之地，盗辑民安，实有经文纬武之才”[35]。其“才识过人，所莅治绩皆卓越”[36]，贤名满天下。儿童、走卒、妇人皆识之。时任英国驻香港广州领事兼驻华商务监督包令（John Bowring，1792—1872）在《钦差大臣林则徐的生平及著述》（Life and Writings of Commissioner Lin）一文中认为，林则徐是“中国近代政治家中最卓越的人物”，“在中国，可以说林则徐是该国人民的缩影——那个庞大帝国的舆论，集中表现在这个人身上。他是一位理想的中国爱国志士。他是圣哲——而且是圣哲的典型。他把自己的智慧同过去的传统智慧结合了起来”，他是“中国爱国志士的骄傲”，他“太伟大了，不会被人遗忘”。他“忠诚地、几乎不间断地为他的国家服务了三十六年。在社会生活中，他以廉洁、睿智、行为正直和不敛钱财著称”，“他的影响远及最僻远的村庄，构成社会的主要基础”。[37]
（原载于《炎黄纵横》2026年第2期，作者为闽江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注：
[1]黄宗羲：《〈今水经〉序》，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02页。
[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
[3] 齐思和：《魏源与晚清学风》，《燕京学报》1950年12月第39期。
[4] 沈瑜庆、陈衍等纂：民国《福建通志》卷四〇《儒行传·郑光策》，方志出版社2016年版，第7846页。
[5][8] 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第38页。
[6] 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国朝先正事略》卷二五《名臣·林文忠公事略》，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730页。
[7][13] 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林则徐全集》第7册《信札》，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364页、第3309-3310页。
[10] 《林则徐全集》第5册《文录》，第2294页。
[9][14][15][16][17][19] 《林则徐全集》第1册《奏折》，第309-313页、第45页、第49—50页、第74页、第75页、第112页。
[11] 林庆元：《林则徐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2页。
[12] 民国《福建通志》卷三八《列传·林则徐》，第6661页。
[18]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续碑传集》卷二四，光绪十九年（1893）。
[20]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74页。
[21] 梁廷枏：《夷氛闻记》卷二，第35页。
[22]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五）》，第36页。
[23] 《林则徐全集》第3册《奏折》，第1414页。
[24] 《林则徐看见的世界：〈澳门新闻纸〉的原文与译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18页。
[25] 《林则徐全集》第5册《文录卷·公牍》，第2609页。
[26]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7、188-189页。
[27] 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页。
[28] 齐思和：《鸦片战争书目解题》，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资料（六）》，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40页。
[29][30] 林则徐：《四洲志》，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9页，第144-155页。
[31] 邹振环：《〈四洲志〉：近代中国最早的百科全书》，《中国出版史研究》2020年第1期。
[3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91页。
[33] 赵尔巽等编：《清史稿》卷一四五《艺文志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265页。
[34] 〔美〕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1页。
[3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55册，广西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
[36] 赵尔巽等编：《清史稿》卷三六九《林则徐传》，第11494页。
[37] 刘存宽：《包令论林则徐》，《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