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理学史”专论·

09. 谭峭

在中国哲学史上,隋唐宗教哲学和宋明理学是前后相继的两个大发展阶段。隋唐宗教哲学怎样过渡到宋明理学,这是很值得探讨的。五代南唐时福建泉州人谭峭在这一过渡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对谭峭哲学的研究文字极为少见,是个空白点。这里钩元提要,旨在提出谭峭哲学的历史地位,引起学者的重视。

一、谭峭的生平著述

谭峭,字景升,亦称紫霄真人,五代南唐泉州人。生年不详,卒年北宋太祖开宝六年(９７３)。他是个道士,是五代时期道教的思想家。其父谭洙为南唐国子监司业(监之副职),学识渊博,从小就对谭峭进行儒家经典的教育。五代闽王王昶尊重谭峭,赐号金门羽客、正一先生。南唐后主闻其名,召见赐官,皆不受,赐号紫阳真人。谭峭游历各地后,于泉州清源山紫峰洞修炼。

据记载:

(谭峭早年)颇涉经史,强记,问所不知,属文清丽。洙训以进士为业,而峭不然,迥好黄老诸子,及周穆、汉武、茅君、列仙内传,靡不精研。峭师于嵩山道士十余年,得辟谷养气之卫。唯以酒为乐,常醉腾腾周游,无所不之。夏服乌裘,冬则绿布衫。或外于风霜雪中经日,人谓其已毙,视之气出休休然。父常念之,每遣家童寻访,春冬必寄之以衣及钱帛。捧之且喜,复书,遽厚遣家童回。才去,便以父所寄衣出街路,见贫寒者与之,及寄于酒家,一无所留。

谭峭对当时的社会大动乱和封建统治者极为不满,不以“进士为业”,隐居著书立说。

在唐末五代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大动乱中,尖锐的阶级斗争伴随着复杂的民族矛盾,加上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倾轧,使得战祸绵延,杀戮、饥饿、瘟疫接踵而至,中国大地成了惨不忍睹的人间地狱。这种无休止的长期动乱给百姓带来深重的苦难。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出现抨击封建统治者、反映农民阶级利益的思想家,其代表人物就是谭峭。谭峭是当时道教的著名学者, 是唐宋之际的主要哲学家。

流传至今的谭峭的主要著作«化书»,是他隐居在终南山时撰写的,相传是书曾为南唐大臣宋齐丘盗为己作,故又名«齐丘子»。今本«化书»,亦曰«谭子化书»,共六卷,前两卷论述道与术,中两卷论述德与仁,后两卷论述食和俭。全书大旨是用道佛之说附会儒家思想,谈论道德礼乐仁义忠信,特尊孔孟。«化书»充满了对封建统治者的尖刻揭露和对广大农民的深切同情, 是谭峭历史观中极有意义的部分。由于谭峭哲学杂糅了汉唐以来儒道佛的思想,为出入佛道的新儒学家——宋明理学家从不同方面所吸取和效法,成为唐宋哲学发展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中间环节。

谭峭的著作,流传下来的主要是«化书»六卷.此外,还可以参考«福建通志·道士传»等。

二、谭峭的“物塞虚通”与理学家的“神妙万物”

谭峭哲学的最高范畴是“虚”,把“虚”作为世界万物的本体。他认为, “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生而万物所以塞也”,“塞”是指事物之间的界限、区别,即不同的事物。在谭峭看来,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不同事物都是由“虚”变化而来的,就是“虚”通过“神”“气”而产生有形体的世界万物。在“虚”到万物之间,“神”至为重要.他说:“虚无所不至,神无所不通。”由此虚到有神而万物。他所说的“神”是哲学概念.他认为,包括人在内的整个世界万物都是“虚”产生的,“死复化为虚”,世界统一于“虚”。他还认为,“万物非欲生,不得不生;非欲死,不得不死”,世界万物的生灭变化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谭峭作为一个道士,提出没有人格化的造物主,否认天命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谭峭把精神性的“虚”看得比物质性的“形”更为重要,认为“气”是由“神”派生出来的。谭峭把“虚”作为世界万物的本体,使“虚”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范畴。谭峭的“虚”实际上是在杂糅了唐代儒、道、佛关于无、空的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宋明理学的最高范畴是“太极”或“理”.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把世界万物的本体归为“太极”,又说“无极而太极”,他的代表著作«太极图说»,就是取谭峭一类的道士用于修炼之太极图而赋予新解的。理学家的宇宙发生论多就此推衍。他们认为“太极”(“理”)生阴阳五行之气,而后气化生人和万物。这种“理在气先”实际上就是谭峭“虚在气先”的翻版,特别是张载在批判佛道空虚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太虚即气,则无无”的著名命题。他说: “彼语寂灭者,往而不返;循生执有者,物而不化。”这里,前者是张载批判佛教所宣扬的空寂之说,指出其是“往而不返”,失去了物质依据;后者是张载批判道教企图长生不死的观点,指出其是“物而不化”,追求一种不死的虚幻境界。张载把“太虚”和“气”等同起来,反对把离开“气”的“虚”作为世界万物的本体。他把道家颠倒了的气和虚的关系再颠倒过来,以“气”为体, “太虚即气”。总之,谭峭哲学中的“虚”“气”概念对宋明理学的本体论无疑是有深刻影响的。

宋明理学家喜欢讲的“物则不通,神妙万物”的命题,也是和谭峭的“物塞虚通”的思想相通的。谭峭认为,有形体的事物会造成滞碍(塞),具体事物之间是不相通的,而“虚”则会使万物通达.理学家在谭峭这种观点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们认为凡是有形体的事物,于动时则只有动而无静,于静时则只有静而无动,因此事物是此则即为此,决不能是彼;事物是彼则即为彼,决不能是此.这就是所谓“物则不通”。“太极”或“理”这个最高本体则是动而无动,动中有静;静而无静,静中有动.因此,其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这就是所谓“神妙万物”。很显然,谭峭的“物塞虚通”的思想为理学家所吸取。

谭峭的五行配五常之说也为理学家所吸取和发挥.谭峭说:“五常者, 五行也。”“始则五常相济之业,终则五常相伐之道,斯大化之往也。”理学家们直截了当地说:“金木水火土是仁义礼智信。”他们认为,“在天只是阴阳五行,在人得之只是刚柔五常之德”。他们以自然界的金木水火土等物质现象比附社会的仁义礼智信等伦理道德观念,其目的是要把五常说成是超社会、超阶级的永恒存在的东西。

谭峭吸取佛教“无情有性”的思想,提出“土木金石皆有性情精魄”。理学家随之也说:“天下无无情之物.盖有此物,则有此性;无此物,则无此性。”谭峭认为不仅人具有五常的道德属性,而且物特别是动物,也具有五常的道德属性。他述说:

夫禽兽之于人也何异! 有巢穴之居,有夫妇之配,有父子之性,有生死之情。鸟反哺,仁也;隼悯胎,义也;蜂有君,礼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孰究其道,万物之中五常百行无所不有也。

谭峭的道家哲学不离儒家的三纲、五伦,而且赋予它普遍意义,并推及于禽兽。理学家的看法几乎同谭峭一样,认为禽兽也有三纲、五伦。朱熹说:“物亦有是理,如虎狼之父子,蜂蚁之君臣,豺獭之报本,雎鸠之有别,曰仁兽义兽是也。”很明显,理学家继承了谭峭的动物也有三纲、五常之性的观点。

三、从谭峭的“一切皆化”到理学家的“化生万物”

谭峭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一切皆“化”的思想。“化”是谭峭哲学的重要范畴。“化”指演变和转化,谭峭认为生死变化是客观事物的规律。先有自然的变化,然后才有社会的变化。他说:“其生非始,其死非终。”谭峭猜测到了事物无限发展的辩证过程,他认为一切事物,不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不论是有形的实体还是无形的精神,都在变化发展.谭峭的一切皆“化”的观点,突破了以往道教所宣扬的“静生万物”之说,恢复了老子的生生不息的思想。他述说:

虚化神,神化气,气化血,血化形,形化婴,婴化童,童化少,少化壮,壮化老,老化死。死复化为虚,虚复化为神,神复化为气,气复化为物。化化不间,犹环之无穷。

谭峭的这种“化”法,猜测到了人从受胎到出生以至老死的发展转化过程。由于谭峭的“化”是建立在其精神性的“虚”之上的,无条件地讲转化,他陷入了神秘主义的循环论.他还认为,“有无相通,物我相同”,精神是物质,物质也是精神,二者原为一体,不分彼此。谭峭在企图解决世界统一性的问题时,通过相对主义的认识论,滑到虚无主义那里去了。谭峭还初步认识到,一切皆“化”的原因.他认为“化”之因是由于“对待”之相磨、相推,即事物内部两种对立(待)势力相互作用。他述说:

动静相磨,所以化火也;燥湿相蒸,所以化云也。汤盎投井,所以化雪也;饮水雨日,所以化虹霓也。

把火水云雪虹等自然现象的变化看成是动静两种物质形态互相磨荡所引起的,这是辩证法的思想.谭峭的这种思想,是当时不成熟的科学知识在其思想中的反映。

“化”也是宋明理学的重要范畴.他们认为“化”是事物的根本特征,宇宙是生生不息的历程.周敦颐说:“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程颐说:“天地之化,一息不留。”他们也认为事物变化发展是由其内部互相作用的结果。程颐又述道:

天地之化,既是两物,必动已不齐,譬之两扇相磨行,便共齿齐不得。齿不齐已动,则物之出者何可得齐? 从此参差万变,巧历不能穷也。

程颐的语言表述几乎和谭峭相同。

四、谭峭的“太和”与理学家的“民胞物与”

谭峭生活在五代乱世,他以“虚”和“化”的世界观来观察社会问题,提出了许多进步的观点。他基于世界是“虚”的思想,认为当时的社会是虚伪的和腐朽的。他述说:

道德有所不实,仁义有所不至,刑礼有所不足。是教民为奸诈,使民为淫邪,化民为悖逆,驱民为盗贼。上昏昏然,不知其弊;下恍恍然,不知其病。其何以救之哉!

谭峭从一切皆“化”的思想出发,认为当时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必然会激化社会的矛盾。他述说:

天子作弓矢以威天下,天下盗弓矢以侮天子。君子作礼乐以防小 人,小人盗礼乐以潜君子。有国者好聚敛,蓄粟帛,具甲兵,以防御贼盗;贼盗擅甲兵,踞粟帛,以夺其国。

他认为,人民群众对统治者的反抗,完全是统治者剥削压迫造成的。他对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广大人民群众予以深切的同情。他述说:

非兔狡,猎狡也;非民诈,吏诈也。慎勿怨盗贼,盗贼唯我召;慎乎怨判乱,判乱禀我教。不有和睦,焉有仇雠? 不有赏劝,焉得斗争?

这种官逼民反的思想,反映了谭峭对当时社会的深刻认识。

谭峭从同情人民的政治立场出发,提出唯“食”的历史观点。他认为,吃饭是人民最低的,也是首要的要求。他述说:

一日不食则惫,二日不食则病,三日不食则死.民事之急无甚于食,而王者夺其一,卿士夺其一,兵吏夺其一,战伐夺其一,工艺夺其一, 商贾夺其一,道释之族夺其一。

这是对剥削者的严正抗议。农民的劳动成果绝大部分被王、士,兵、吏、工、商、道、释等所侵夺,这是最大的不公平。谭峭本人是个道士,但他并不站在僧侣地主阶级的立场,仍然指责道士是剥削者。

谭峭指出“食”的问题是社会治乱的根本问题,那么怎样解决这种社会问题呢? 谭峭提出“能均食者,天下可治”,“民事之急,无甚于食”.他认为,只有用“均食”的办法才能解决食的问题.他要求统治者要做到“无亲、无疏、无爱、无恶,是谓太和”。谭峭的“太和”,就是他所说的“均食”的社会。在阶级社会里,“均食”是根本不可能的.谭峭的“太和”社会在当时根本无法实现,但其为农民着想的善良愿望是应该肯定的。

谭峭的进步历史观对宋明时期的进步思想家有深刻的影响。如宋代的李觏说:“生民之道,食为大。”他认为,对人民缺食问题要用“均田”“平土”的办法来解决:“均田则耕者得食,食足则蚕者得衣。不耕不蚕,不饥寒者希也。”“均则无贫.”他把“均田”“平土”作为均贫富的根本.由谭峭的“均食”到李觏的“均田”“平土”应该是一脉相承的。二者无疑是有思想理论渊源的。

宋代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的泛爱的伦理思想,和谭峭的“太和”思想亦有一定的联系。谭峭主张统治者和人民之间要上下相通,真正互相关怀。他说:“心相通而后神相通,神相通而后气相通,气相通而后形相通”。做到“我病则众病,我痛则众痛”,并进一步扩大到“物我相同”。张载认为必须从人类万有都是天地所生,即从所谓“乾称父,坤称母”出发,把全宇宙看作是一个大家族,从而说明每个人的道德义务,要爱一切人,如爱同胞手足一样,并进一步扩大到“视天下无一物非我”。这种世界观必然对人民的疾苦予以同情.很显然,张载的“民胞物与”和谭峭的“太和”思想有着理论上的继承关系。

综上所述,谭峭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一个“圆圈”———唐宋哲学上的重要一环。谭峭哲学在唐宋哲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应该加以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