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理学史”专论·

11. 武夷胡氏五贤

一、胡氏家学

以北宋闽中崇安人胡安国为首的胡氏家学,包括胡安国、胡寅、胡宁、胡宏、胡宪五人父子叔侄.清李清馥说:“胡氏父子叔侄,阐发经旨,绍述儒学, 世以五贤并称。”

他们的理学渊源于北方理学。清谢山述说:

致堂(胡寅)、籍溪(胡宪)、五峰(胡宏)、茅堂(胡宁)四先生并以大儒树节南宋之初,盖当时伊洛世适,莫有过于文定一门者。四先生殁后,广仲尚能禅其家学,而伯逢、季随兄弟游于朱、张之门,称高弟,可谓盛矣。

这段记载,概括地说明了胡氏诸贤的学术情况。朱熹吸取胡氏五贤的观点很多.清全祖望述说:

武夷诸子,致堂、五峰最著。而其学又分为二,五峰不满其兄之学,故致堂之传不广。然当洛学陷入异端之日,致堂独皭然不染,亦已贤矣。故朱子亦多取焉。

以胡安国为首的武夷胡氏五贤是闽中理学的一大学系,衍化为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之学.闽籍理学家真德秀述说:

上蔡谢良佐传之武夷胡氏(安国),胡氏传其子五峰(宏),五峰传之南轩(张栻),此又一派也。

武夷胡氏五贤之学,有的观点对闽学学者有所批评。但是批评也是一种启示,闽学学者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更多的是承续到许多观点。明彭时述说:

(胡氏五贤)俱为大儒,遂启新安朱氏(熹)、东莱吕氏(祖谦)、南轩张氏(栻)之传,而道学兴盛以显。

综观闽中理学学者的著述,引用、论述胡氏五贤之学多多。

此外,胡氏五贤多承续游酢.游酢是道南学的首要学者,是洛学与闽学的桥梁。

从这个意义上,胡氏五贤与闽学(理学)也是有源流关系的。下面先简单介绍胡宪、胡寅、胡宁三人,另外专门论述胡安国、胡宏。

胡宪,字原仲,人称籍溪先生,福建崇安五夫人。生于北宋神宗元丰八年(１０８５),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１１６２)。其是朱松临终时命朱熹从学的三师之一。幼年从学于胡安国,尝从谯定学«易»。赐进士,授左迪功郎、建州教授.清全祖望说:“籍溪少尝卖药,其后书堂中尚有胡居士熟药正铺牌.卒成一代儒者,真人豪杰!”著有«论语说»等。

     图３Ｇ３ 胡氏五贤（图源:(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卷首,«绘像»）

胡寅,字仲明,号仲虎、仲冈,别号致堂,学者称致堂先生,南宋崇安人。生于北宋哲宗元符元年(１０９８),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１１５６)。他是胡安国之侄。他将生时,母以多男不欲举,安国妻取而子之。“少桀黠难制, 父闭之空阁,其上有杂木,寅尽刻为形”,“当时有移其志,别置书数千卷于上。年余,寅悉成诵”。登宣和进士,历官永州知县、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兼侍讲、徽猷阁直学士。他反对奸臣卖国求和,主张抗金。他说:“女真┄ ┄吾国之大仇也。误国之臣,遣使求和,苟延岁月┄ ┄幸陛下灼见邪言,渐图恢复。”他为官较为正直,不趋炎附势.朝廷大臣、卖国贼张邦昌欲以女妻之,他不许.因安国与秦桧善,秦桧任宰相时有意拉拢他,他拒绝,并揭发秦桧罪行。后被秦桧所害,充军新州。当洛阳陷入异端之日,他独自皭然不染,为朱熹所称道。朱熹从胡寅学说中摄取了不少观点。

胡寅是杨时门人,其学源于胡安国,主心理合一说.胡寅为学以心为本。他述说:

圣人教人正其心,谓理也义也,穷理而精义,则心之体用全矣。佛氏教人以心为法,起灭天地而梦幻人世,于理不穷,于义不精,乃心之害。

他认为,心即是理,理即是心,一以贯之。他述说:

人目视耳听,手执而足行。若非心能为之主,则视不明,听不聪,执不固,行不正,无一二当矣。目聱耳聩,心能视听乎? 手废足蹇,心能执行乎? 一身之中有本有末,有体有用,相无以相须。相有以相成,未有焦灼其肌肤,而心不知者也。

胡寅还提出养心保身论。他说:“凡人之生,无不自爱其身。自爱乃能爱人,爱人乃能爱物。故养心保身者,济人利物之本也。”

胡寅的著述有«读史管见»«崇正辨»«论语详说»«二五君臣论»«三国六朝攻守要论»«西汉史钞»«斐然集»«中兴七策»«无逸传»«述古千字文»等,还可参考«宋元学案·衡麓学案»,«宋史·儒林传»«福建通志·儒林传»«全闽 道学总纂·胡寅»等。

胡宁,字和仲,学者称茅堂先生。胡安国次子。生于北宋徽宗大观三年(１１０９),卒于南宋孝宗隆兴元年(１１６３)。曾知澧州等,因触怒秦桧,罢官归里,隐居治学。据记载:

茅堂还朝,秦相问曰:“令兄有何言?”对曰:“家兄致意丞相:善类久废,民力久困。”秦相已愠,因谓茅堂曰:“先公«春秋»议论好,只是行不得。”茅堂曰:“惟其可行,方是议论。”又问:“柳下惠降志辱身,如何?”对曰:“总不若夷、齐之不降不辱也。”遂以书劝避相位,以顺消息盈虚之理,秦相愈怒。一日,忽招茅堂饭,意极拳拳,归而台章以下。«宋史»只载其蔡京之对,且谓因致堂与秦相绝,遂并罢。不知茅堂自不为秦屈,不一而足,非以致堂之牵连也。

这段记载,说明了胡宁的道德人品和爱国精神。跟其父治«春秋»,著有«春秋通旨»等。

二、胡安国

(一）胡安国的生平著述

胡安国,字康侯,号青山,谥号文定,学者称武夷先生,福建崇安人。生于北宋神宗熙宁七年(１０７４),卒于南宋高宗绍兴八年(１１３８),终年６５岁。哲宗绍圣四年(１０９７)进士及第,历官太学博士、荆南教授、提举湖南学事、尚书员外郎、通州知府、中书舍人兼侍讲、宝文阁直学士等。胡安国的一生,虽在官４０年,但实际历职不及六载。

胡安国十分注重个人品格的修养。其为人、处事,“以圣人为标的”,重操守,讲忠信,性格耿直,不趋炎附势,安贫乐道。曾对人说:“对人言贫,其意将何求?”

他述说:

吾平生出处皆内断于心,浮世利名如蠛蠓过前,何足道哉!

胡安国这种不求利达的处世态度,很像程颐“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法”,“不求仕进”。同时代之人把胡安国与二程相提并论。

胡安国笃宗程颐之学。一般认为二程之后,一是杨时得之南传于罗从彦,罗从彦传于李侗,李侗传于朱熹;一是谢良佐得之传于胡安国,胡安国传其子胡宏,胡宏传于张栻。胡安国与谢良佐的师承授受关系的说法,始于朱熹。朱熹说,胡安国“以弟子礼见,入门,见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肃然起敬,遂禀学焉”。清黄宗羲沿其说,谓“先生(安国)之学,后来得于上蔡者为多”,遂列胡安国于谢良佐门下。而全祖望却认为,“南渡昌明洛学之功,文定几侔于龟山(杨时)”,而朱熹、张栻、吕祖谦“皆其再传”。这样,全祖望不仅认为胡安国与程门谢、杨、游三先生之间是师友关系,而且肯定他在南宋洛学中的地位,与程门高足杨时齐观。

胡安国在政治上保守,倾向旧党,反对新法,主张复古。但是钦宗时,他针对北宋末年的吏治败坏、朋党猖獗,建议钦宗革新朝政。“若不扫除旧迹, 乘势更张,窃恐大势一倾不可复正”。

南宋高宗绍兴五年(１１３５),诏胡安国为经筵旧臣,令纂修所著«春秋传»;绍兴八年(１１３８),书成,高宗谓“深得圣人之旨”,进安国为宝文阁直学士。王安石废«春秋»,不列于学宫,胡安国潜心«春秋»二十余年,著«春秋传»。当时学者研究«春秋»的著作甚多,唯胡安国的«春秋传»最为出名,是当时春秋学的最主要代表作。元仁宗元祐定科举法,五经注释,«春秋»用胡安国传。

胡安国的著述有«上蔡语录»«资治通鉴举要补遗»«春秋传»«春秋通例» «春秋年表»«武夷集»等。此外,还可以参考«宋史·儒林传»«宋元学案·武夷学案»、胡寅«胡文定公行状»等。

(二）胡安国的«春秋传»

胡安国为学,强调穷理尽性。他说:“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贯之, 知之重也。”“致知为穷理之门,主敬为持养之道。”

他还重视将其应用于当时的社会。他述说:

圣门之学,则以致知为始,穷理为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万象皆见,则不疑所行,而内外合也。故自修身至于家国天下,无所处而不当矣。

这是通过“格”“致”“正”“诚”达到“修”“齐”“治”“平”胡安国这里讲的是«大学»的意思。

胡安国熟识儒学典籍,他是以孔子的教导为准。他认为,孔子作«春秋»是“假鲁史以寓王法,拨乱世反之正”。他述说: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谓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远也。

胡安国把孔子作«春秋»和宋儒明天理革尽人欲的道德观联系起来。

«春秋»是治世大典,是胡安国撰写«春秋传»的宗旨。

据记载,宋高宗曾与胡安国论«春秋»的问题:

高宗曰:“闻卿深于«春秋»,方欲讲论。”遂以«左氏传»付安国点句正音。安国奏:“«春秋»经世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济艰难,«左氏»繁碎,不宜虚费光阴,耽玩文采,莫若潜心圣经。”高宗称善。寻除安国兼侍读,专讲«春秋»。

在胡安国看来,«春秋»能经邦济世。他还说:“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皆在此书。”«春秋»是一部可以供人主“经世”取法的书。

胡安国的这种讲法是有所本的。孟子最先提出«春秋»“经世”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春秋公羊传»亦说:“君子曷为为«春秋»? 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对«春秋»的这种观点,便成了宋明理学家治儒家典籍的共同方法。朱熹说:“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

胡安国从治«春秋»到著«春秋传»历时３０多年。胡安国述说:

某初学«春秋»用功十年,遍览诸家,欲求博取,以会要妙,然但得其糟粕耳.又十年,时有省发,遂集众传,附以己说,犹未敢以为得也。又五年,去者或取,取者或去。己说之不可于心者,尚多有之。又五年,书成,旧说之得存者寡。及此二年,所习似益察,所造似益深,乃知圣人之旨益无穷,信非言论所能尽也。

胡安国的治学方法,是从宏观到微观,以“博”求“约”,他在遍阅儒家典籍的基础上撰写成«春秋传»。高宗绍兴五年(１１３５),皇帝令其纂修所著«春秋传»,是年胡安国卒.胡安国于３０多岁治«春秋»,５０多岁治«春秋传»,说此书是其一生所系是确切的。此与«宋元学案»谓其自壮年即服膺于«春秋»正合。王安石废弃«春秋»,直斥«春秋»为“断烂朝报”,毫无意义可言,不列学宫,至崇宁年间循而未改,且“防禁益甚”,春秋学不绝如缕。胡安国正于此时“潜心刻意”于«春秋»,立意著«春秋传»,表明他以继绝学为己任。

基于当时的宋金对抗,胡安国的春秋学特别发挥«春秋»大义,尊王攘夷,宣扬爱国主义思想。例如定周王为一尊。胡安国«春秋传»训«春秋»隐公元年“王正月”说:“谓正月为王正,则知天下之定于一也。”何谓“定于一”? 胡安国特别提到“土无二王”“尊无二上”,说明“定于一”的实质在于定周王为一尊。他认为这符合“«春秋»‘大一统’之义”。按«春秋»“大一统”本为公羊家言,«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 大一统也。”颜师古注:“此言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也。”«春秋传»训“王正月”为“定于一”,正是发挥了公羊家“大一统”之义,意在明周王一尊的地位,这和颜师古注是一致的。

胡安国特别强调诛讨篡弑之贼。«春秋传»认为春秋时代,“周衰道微, 乾纲解纽,乱臣贼子接迹于世,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孔子惧,作«春秋», 诛乱臣贼子,以示王法,明尊王之义.如果说,诸侯“上不请命”,«春秋»“不书即位”,以示尊王之义,那么弑君篡国更是罪不得赦,为«春秋»所不容。故说:“夫篡弑之贼,毁灭天理,无所容于天地之间,身无存没,时无古今,其罪不得赦也。”«春秋传»进而指出,«春秋»诛讨篡弑之贼还表现在:君弑而贼不讨,与篡弑者同罪,均在诛讨之列。

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是维护王朝的精神支柱。胡安国著«春秋传»,言«春秋»“大义”,特别强调封建纲常,认为纲常为“国政”“人伦”之“大本”。例如«春秋»隐公元年载:“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春秋传»述说:

咺者,名也.王朝公卿书官,大夫书字,上士、中士书名,下士书人。咺位六卿之长而名之,何也? 仲子,惠公(按:隐公父)之妾尔。以天王之尊,下赗诸侯之妾,是加冠于屦,人道之大经拂矣。┄ ┄(赗)承命以赗诸侯之妾,是坏法乱纪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贬而名,以见宰之非宰也。或曰:“僖公之母成风,亦庄公妾也。其卒也,王使荣叔归含且赗;其葬也,王使召伯来会葬。下赗诸侯之妾而名其宰, 荣、召何以书字而不名也?”于前仲子则名冢宰,于后葬成风,王不称天,其法严矣。

可见胡安国特别重“嫡妾之分”的«春秋»“大义”。他认为以天王之尊而“下赗诸侯之妾”,派遣冢宰为其丧事送财物,是冠屦倒置,乱了“嫡妾之分”。因此,«春秋»加以贬损,或冢宰称名不称字,“以见宰之非宰”;或“王不称天”,以见周王之不被尊为天王,其法甚严。

胡安国还强调夫妇之伦。«春秋»隐公二年载:“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胡安国«春秋传»述说:

邦君之妻,国人称之曰“小君”,卒则书薨,以明齐也;先卒则不书葬,以明顺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夫妇,人伦之大本也。«春秋»之始于子氏,书薨不书葬,明示大伦。苟知其义,则夫夫、妇妇而家道正矣。

此在严分“夫为妻纲”.夫妇是主从关系,这是“人伦之大本”。“夫为妻纲”是前提,由此延伸为“父为子纲”“君为臣纲”,三者为封建三纲,并成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支柱。

可见胡安国«春秋传»是以宋儒的伦理观念和道德标准来评骘、衡量«春秋»的人与事的,因而带有宋代理学的鲜明特色。

三、胡宏

(一）胡宏的生平著述

胡宏,字仁仲,号五峰,学者称五峰先生,因为他在湖南衡山讲学２０余年,人们又称他为湖南学者。他是南宋崇安人。生于北宋徽宗崇宁四年(１１０５),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１１５５)。他是胡安国季子,初以父荫补右承务郎,朝廷数次召他,均不赴任。他一生没有做官,洁身自好,不求闻达,不慕权势,不仕官职,卒于家。

其父亲与秦桧善,家中人多依附秦桧,秦桧又拉拢他,他却始终反对秦桧。这种高尚的品质为人称道。

胡宏师事杨时,是二程再传弟子,卒传胡安国之学。他开辟湖湘理学学统,培养出一批理学家,如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是他的门人。他的著作«知言»可与张载«正蒙»比美。胡宏在学术观点上,有许多创见,如他反对“以善恶言性”“存理去欲”等,受到朱熹等的批评。全祖望说:“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于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统。今豫章以晦翁故祀泽宫,五峰阙焉,非公论也。”他是宋高宗绍兴年间造诣最高的理学家,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很多的。

胡宏的著述有«知言»六卷、«皇王大纪»八十卷、«论语指南»«易外传»«叙古蒙求»等,结辑«五峰集»。此外,还可参考«宋元学案·五峰学案»和«福建通志·儒林传»等。

(二）胡宏的心性论

胡宏的学术创见,有的学者非难,但有很多学者推崇。清全祖望述说:

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于五峰之上。┄ ┄卒开湖湘之学统。

现代儒学家牟宗三至为推崇胡宏,认为他是宋明理学的一大学系。胡宏主要是在心性上与众不同,对理学有贡献。

对于心性,程氏说:“心则性也,在天为命,在人为性。所主为心,实一道也。”朱熹说:“心,统性情者也。”而陆王却认为心体性用。象山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把“心”看成是宇宙本体。王阳明说:“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认为“性”是“心”的作用或功能。

胡宏对这两种说法都不同意。胡宏从性本论出发,主张性体心用。胡宏述说:

道之所以名也,非圣人能名道也。有是道则有是名也。圣人指明其体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圣人传心,教天下以仁也。

在胡宏看来,“心也者,知天地、宰万物以成性者也”。他认为,“性无不体者,心也”。胡宏述说:

未发只可言性,已发乃可言心。

胡宏的“性体心用”说,认为“性”是本体,“心”是作用。因此,“性”决定“心”,“性”即“心”,“性”“心”为一。“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已发乃可言心”。这也是说,“心”是“性”的体现者,“性”是被体现的。在胡宏看来,“性”是内在的、深藏的,“心”是“性”的外在表现.这类似本质与现象的关系。

可见胡宏把心排除在宇宙本传之外,性才是最高范畴,是哲学的本体。

胡宏进一步指出,人性本中,无善与恶。实际上胡宏同意告子的性无善恶论。这与孟子的性善说是对立的。宋代理学家多主孟子性善说,故对胡宏的性无善恶论也多有微词。朱熹深以此论为非。

胡宏还提出“好恶为性”的命题。他述说:

好恶,性也.小人好恶以己,君子好恶以道,察乎此则天理人欲可知。

胡宏认为,人皆有好恶之性,只是所据以好恶的标准不同:“小人”以“己”,“君子”以“道”,说明好恶之性本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恶,因为其标准、对象、内容不同,有好与不好。因此,性有好恶即是性无善恶。朱熹早就觉察到这一点,指出胡宏的“性但有好恶”,“即性无善恶之意”。

胡宏强调性是天地的根本,性的善恶、好恶也是性.在胡宏看来,天理、人欲是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情,圣人不去情,也不绝欲。朱熹所撰«胡子知言疑义»,与胡宏论难。据今知名学者牟宗三研究,朱熹的批评不确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