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1-18 16:36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高令印、薛鹏志


·“福建理学史”专论·


14. 南剑四先生(下)



五、李侗与朱熹

 

1.朱熹六次拜见李侗

朱熹24岁,遵父朱松遗言,“夏,将赴同安任,特往受学于延平李先生侗之门”。

此是说朱熹在赴同安任途中路过南平拜见李侗的,即绍兴二十三年(1153)六月底或七月初。对于朱熹受学李侗的过程,方志有所记载:

戊寅春,熹见侗于延平。庚辰冬,又见侗于延平,寓舍旁西林院者阅月。壬午春,迎谒侗于建安,遂与俱归延平,复寓西林数月。问答论难,及往来书甚夥。熹之能承圣道,皆得于侗。

此处记载了朱熹4次往南平见李侗:一是上面讲到的癸酉夏,即绍兴二十三年(1153)六月底或七月初,朱熹赴同安主簿任路过南平特往见之,相处20天左右.二是戊寅春,即绍兴二十八年(1158)一月,朱熹同安主簿任满回崇安途中,步行数百里再往南平见之。相处一个月左右,是时朱熹29岁。

三是庚辰冬,即绍兴三十年(1160)十月,再到南平见之,寓李侗宅傍之西林院,“朝夕往来受教焉,阅数月而后去”。

正式拜李侗为师②,是时朱熹31岁。四是壬午春,即绍兴三十二年(1162)正月,朱熹到建州府治之建安(今建瓯,当时李侗次子李信甫任建安主簿)见之,然后两人同归南平,又住西林院“几月,师不予厌也”。

对于李侗与朱熹最后二次(即第五、六次。癸未,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的活动,民国«五夫里志»之李侗传有较详细的记载:

癸未,愿中(李侗)子友直官信州,请迎养。愿中自建安如铅山,取道崇境。有五月二十三、六月十四、七月十三日与朱子书。时熹将趋召,问所宜言者。愿中答以“三纲不振,义利不分.王安石用事以来,人只趋利不顾义,故主势孤”。是年十月,愿中以闽帅汪应辰召,赴福州,卒。故熹为文祭告,有“安车暑行,过我衡门。返旆相遭,凉秋已分。熹于此时,适有命召。问所宜言,反复教诏。何意斯言,而诀终天 ”等语。

据记载,李侗“十月游武夷,归赴福州”,十月十五日卒于福州汪应辰帅治。这年三月,朝廷召朱熹赴首都临安,朱熹“辞,有旨趣行,冬十月至行在。┄┄十一月六日,奏事垂拱殿”。由此可见,所谓李侗“取道崇境”,似非为和朱熹见面。但此引朱熹所作延平祭文,有谓“安车暑行,过我衡门。返旆相遭,凉秋已分.熹于此时,适有命召”。衡门,即简陋的房屋。据此,朱熹和李侗最后两次相见是这年夏、秋,即李侗往返铅山途经崇安五夫里朱熹的家中。朱、李最后相会,主要是朱熹向李侗请教他到首都临安(今杭州)后应向皇帝讲些什么.次年一月,朱熹专程到南平哭李侗。

2.由禅道文章转到儒学上来

朱熹和李侗交往前后10年,正式拜李侗为师是后5年。朱熹谓“熹获从先生游,每一去而复来,则所闻必益超绝.盖其上达不已,日新如此┄┄先生之道德纯备,学术通明,求之当世,殆绝伦比”。

朱熹父朱松与李侗同是罗从彦的门生。朱熹执父礼见李侗,首先向李侗介绍了他在崇安刘子翚等老师那里所学禅道文章。李侗对朱熹过去所学之禅学做了批评,朱熹起初“心疑而不服。同安官余,以延平之言反复思之, 始知不我欺矣”。据记载:

初见侗,即与论禅。侗正其误曰:“悬空理空,而前事却理会不得。遒亦无元妙,只在日用间着实做工夫外领会,便自己见道.”教熹看圣贤言语。熹将圣贤书读了,渐渐有味,顿悟异学之失。乃返朴归约,就平实处为学,于道日进。侗喜之┄┄云:“此人别无他事,一味潜心于此。初讲学时,颇为道理所缚,今渐能融释于日用处,一意下工夫。若与此渐熟,则体 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处,孰若静处有而动处无,所非矣。”

朱熹师事李侗,是其思想一个大转变的时期。关于朱熹这期间的思想转变,清闽籍理学家童能灵有概括的说明。他述说:

朱子初好禅学,至此延平始教以从日用间做工夫。又教以只看圣贤之书,则其学亦一变矣。

朱熹经过李侗的教导,认识到过去所学佛教禅学思想空言无实,即其“以君臣父子为幻妄”,此后便致力于所谓切实工夫。朱熹用“鸢飞鱼跃”四字来概括自己这一思想转变。用“鸢飞鱼跃”比喻圣王的所谓“教化明察”,使万物各得其所。朱熹手书“鸢飞鱼跃”匾,悬于他到南平见李侗时住的塘源李子坑西林院,是向他的老师表明自己已接受了儒家的伦理纲常思想。

3. 朱熹未契李侗“未发气象”,而主“心贯未发涵养已发省察

”朱熹早年依据李侗的教导,体会所谓“未发气象”,始终未能契入逆觉体证之路。朱熹曾回忆说:

当亲炙之时,贪听讲论。又方窃好章句训诂之习,不得尽心于此, 至今若存若亡,无一的实见处,辜负教育之意。┄┄及其久也,渐次昏暗淡泊。又久则遂泯灭,而顽然如初无所睹。此无他,其所见者,非卓然真见道体之全,特因闻见揣度而知故耳。

这说明朱熹对李侗所谓“未发”说不予重视,未曾学进去,还提出批评, 如说李侗“居常无甚异同,颓如也.真得龟山法门,亦常议龟山之失。┄┄不著书,不作文,颓然若一田夫野老。若一向如此(按:指静坐),又似坐禅入定”,等等。这样,朱熹对程颢、杨时一系所悟解的性道之体未有真实契会。今人刘述先说:“(朱子)后来仔细咀嚼伊川(程颐)遗教,特别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二语,才涣然冰释,为问题找到了满意的答案。从此认定性即是理,心则周流贯彻,通贯乎未发、已发。在未发时只是涵养,已发之后则用省察。如此静养动察,分有所属,而敬贯动静,自此不复有疑。朱子所发展的是一心性情之三分架局。性即是理,而心是情,心统性情。这套思想的背景则是一理气二元不离不杂之形上学。”这就是朱熹别走蹊径,直承程颐的思路。

朱熹曾说:“道理不可专要去静处求,所以伊川(程颐)谓只用敬,不用静,便说中了。”

朱熹的思想结构是心统性情、理气不离不杂。

朱熹认为,性是理,心是气之灵,情是心气之发或之变,此便是“心性情三分”。仁只是性、只是理,恻隐之心与爱之情则属于气。谓“仁者,心之德,爱之理”,表示仁不是心,不是爱,只是“爱之所以然的理,而为心所当具之德”。这样,仁只成一个形而上的抽象理,而不再是具体的活泼泼的生生之仁。仁这个“理”,必须通过心知之明的静涵后方能为心所具;仁这个“德”亦须通过心气之摄具此理,方能成为心自身之德。这就是说,德由理而转成, 理不寓于心则不能成德。

以朱熹为代表的福建理学,有一套修养工夫.因心不是理,为了使心能够合乎理,需要涵养。不是涵养本心性体,而是肃整庄敬之心,汰滤私意杂念。通过逐渐涵养,达到“镜明止水”、心静明理.这叫作“涵养敬心”。静时涵养敬心,以求近合“未发”之“中”;动时察识情变,以期至“中节”之“和”。这叫作“静养动察”.无论静时动时,皆以“敬”贯串:敬既立于存养之时,即涵养于“未发”,亦行于省察之间,即察识于“已发”。这叫作“敬贯动静”。而由察识工夫再推进一步,便是致知格物以穷理。

朱熹后学明确把朱熹这套修养方法概括为治心之学,如明初理学家陈真晟(1411─1474)的«心学图说»。陈真晟述说:

先讲求夫心要,心要既明则于圣学工夫已思过半矣。盖其心体是静坚固而能自立,则光明洞达作得主宰。所以一心有主,万事有纲,圣学之所以成始成终之要得矣。然后可依节目补小学、大学工夫,而其尤急务则专在于致知诚意而已,皆不外乎一敬以为之也。再假以一二年诱掖激励渐摩成就之功,则皆有自得之实矣。

陈真晟«心学图说»的心学思想是:天命之理具于人心,是谓之(善)性(五常之性);性为利欲所惑,“法天之当然是性之复”。复性需主敬,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义即知行,此即是一动一静在于理。质言之,就是天理——善性、复性——敬(存心)、义(知行).他认为“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此二者为为学之要。主敬即存心,择义即致知。道体极乎其大,非存心无以极其大;道体极其微,非致知无以尽其微。静而涵养致知,动而慎独诚意,使交养互发之机自不能已,则美在其中。畅于四肢,发于事业,是美之至。因外美而益充内美,发而为至美”。这是陈真晟对朱子学的一个重大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