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印度纺织机图片的启示
郑学檬
一、缘起
关于泉州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诸家多有论述。从产业链视角看，一般多注意进口货物香料、药材等类，出口货物丝绸、瓷器、茶叶、药材（如麝香、川芎、白芷、大黄、朱砂）等类。其实，不同时期进口货物变化不大，而出口货物是有较大变化的。汉唐时期丝绸出口多以朝贡贸易形式放行，而瓷器和药材（如麝香）等则是主要贸易货物，但是数量也不大；茶叶出口应是 17 世纪的事。1637 年 1 月 2 日一封给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的信，指示进口茶叶以备人们之需。1660 年，英国查理二世的妻子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带了几箱茶叶作为嫁妆来到英国，于是饮茶成为宫廷生活的一部分。可见，葡萄牙进入马六甲、澳门之后，也卖茶叶、学会饮茶了。据漳浦严利人先生告知，马来西亚马六甲“仁富”收藏家汤尼，收藏有南洋出土的明清时期一千一百个紫砂茶壶，此事可说明茶叶贸易从明晚期至清代很活跃，海上丝路的茶叶贸易是在瓷器贸易之后发生的。
那么，泉州棉布贸易怎么引起我的关注？事情还要追溯到黄道婆的故事。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黄道婆“自崖州来，乃教做造扞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从此，上海等地棉织业蓬勃兴起。中学教科书里也收入黄道婆的故事。从丝路历史视角看，黄道婆的故事有几个疑点值得探讨：一是南宋末元初海南是否有先进的棉织技术，二是黄道婆怎样把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带到上海松江乌泥泾的。
二、印度棉织技术东渐和海南棉织业
我 2017 年 5 月在海南三亚“黄道婆文化讨论会”上提交一篇关于黄道婆研究的背景资料《南传“棉路”与海南棉织文明》，指出：印度向东南亚的宗教传播、移民、贸易活动，促使东南亚地区印度化，而棉织业也随之东渐，海南就在这个背景下有了棉织业。东南亚在印度化时期，梵文可能是主要文字，棉花的梵语是 Karpasa，汉语“吉贝”系其音译，或曰“白氎”。唐代王建《送郑权尚书南海》诗中就有“白氎家家织，红蕉处处栽”句。宋时，闽广、海南棉花种植已多见记载，如赵如适《诸番志·海南》所记海南的“吉贝”。海南棉织技术源自哪里？一说黎族。叶显恩引民族学家梁敏先生的意见，说是黄道婆学习海南临高人（骆越族的一支）的棉织技术。
我在三亚市“黄道婆文化讨论会”后，开始注意有关黄道婆和海南纺织业相关资料。 2019 年 1 月间去印度旅游，在斋普尔博物馆浏览珍贵的历史文物，一件纺织机图片引起我的兴趣，它是 19 世纪诗人卡皮亚（Kabir）《织布》诗的一幅插图（图 1）。图片显示，当时印度的织机是腰机，无机架。这类织机我 2018 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纺织博物馆”也见过（图 2），说明当时印度和东南亚的老织机类似。很凑巧，三亚讨论会上，李斌同志提交的论文，也提供海南黎族的黎锦腰机图照片（图 3），可见印度、马来西亚、印尼自中世纪以来，纺织机都是传统的腰机，黄道婆所用织机应当也是这种腰机，可以做最原始的“错纱”工序，也可以“配色”，但不能做复杂的提花等工序，而且质量与生产效率不高。中国的原始织机早已在余姚市的河姆渡遗址出土，也在江西贵溪战国崖墓中发现。汉代已有脚踏的丝织织机。以纺织工具而言，这些难与中国比肩。黄道婆传到上海比较先进的“扞弹纺织之具”，肯定不是黎族的腰机。
图 1 从《织布》诗中的插图可见，当时印度的织机是腰机，无机架
图 2 马来西亚吉隆坡“纺织博物馆”织机为席地而坐腰机
图 3 海南岛黎族席地而坐的腰机（转自李斌《黄道婆文化研究文集》附图）
三、黄道婆传播棉纺技术怎么会和泉州有关系
要问黄道婆如何得到先进的“扞弹纺织之具”，必须讨论她经哪一条航线“附海舶” 回到松江的。从当时有关资料看，未见有海南直航上海松江的航线，而有浙江、福建至广东、海南的航线。元时江浙行省省会杭州与泉州有海上航线，而泉州是市舶司驻地。赵汝适曾提举福建路市舶司兼泉州市舶，于 1225 年撰《诸蕃志》，该书记载：海南货物 “惟槟榔、吉贝独盛，泉商兴贩，大率仰此”，指明泉商和海南的贸易包括棉花。方大琮《铁庵集》说 ：“吉贝布，自海南及泉州来，以供广人衣着。近见舶司有捉泉布为南布，透漏者亟与办放。泉亦自种收花，然多资南花。但南船至广为近，且多至泉为远。且少泉能织，以相及此，岂不能织以自用，名曰木绵，足当挟纩。”这段文字说的是泉州自种棉花，但还需要进口南花以供织布，所织之布（泉布）也运销海外，市舶司为了查扣南布，连泉布也查扣了。
泉州织布的织机是什么型号？从方大琮 “（南人）且少泉能织”这句话推测，泉州棉织织机应该比较先进，或许已利用传统的丝织织机经技术改造的棉织织机（图 4），转织棉布了。有一个旁证，即元胡古愚《树艺篇·草部》卷一记云：漳州也种棉花，“用轮车绞出”棉核，“乃以木竹为弹弓，碎之，纺以为布”。胡古愚大约是晚黄道婆二三十年的人，他引用的《漳州府志》应是宋志。漳、泉是邻郡，《治台必告录》卷一记：漳、泉多木棉，俗谓之“吉贝”。可见，纺织技术为同一水平。南宋史炤《通鉴释文》胡三省注曰：“木棉，江南多有之，以春二三月之晦下子种之。……取如棉者，以竹为小弓，长尺四五寸许，牵弦以弹棉，令其匀细。卷为小筒，就车纺之……织以为布。自闽、广来者，尤为丽密。”纺织“丽密”的棉布，闽、广都有，泉州是产地之一，所用织机当是高架脚踏织机，与印度、东南亚、海南岛之腰机不同，它才是黄道婆传到上海松江比较先进的“扞弹纺织之具”之一。据此分析，黄道婆可能附海船自海南至泉州中转，逗留泉州期间得见绞车、弹弓、纺车，学会使用并携带至上海松江，教会“初无踏车推弓之制”的乌泥泾乡邻，并授以“错纱配色”等织法，提高了当地棉纺织技术。
图4 常州市博物馆复制的老式织机（郑学檬 摄）
四、泉州棉布出口，增加了海上丝路的产业链
向说东方大港泉州，多言进口香料，出口瓷器或茶叶，很少有人提到棉布。从以上追寻黄道婆所“附海舶”的航线讨论，发现泉布出口，其意义不少。其一，棉织业是印度产业，它的东渐带动了东南亚棉织业的发展，进而影响海南岛纺织业，因为海南岛和交趾、占城（今越南北部、中部）有密切移民、贸易往来，又因为福建与海南有海道相通，故棉织布料的生产贸易自然顺风被及泉州。彭乘《续墨客挥犀》记：“闽岭以南多木棉，土人竞植之，有至数千株者。采其花为布，号‘吉贝布’。”彭是两宋之交时人，到过海南儋耳（今儋州），他说的“吉贝”之名，道出棉花和棉织与印度、东南亚棉织业东渐岭南的关系。其二，泉州在南宋、元初棉布生产发达，进入海上贸易渠道，成为海上丝路产业链的一环，丰富了泉州外向型经济的内容，值得我们研究探索。其三，从福建历史上经济发展转型过程看，宋元时期，福建从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经济，转向多种经营方向发展，种植甘蔗、棉花、水果等作物，促进制糖业、织布业等产业发展，大幅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名列“天府之国”之一。这一经验有借鉴意义：一个地区，在不同时期必须捕捉产业优势，乘机而上，融入域外经济循环系统，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为厦门大学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黄道婆文化研究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 1959年版。
赵汝适：《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 1996年版。
彭乘：《续墨客挥犀》，国学典籍网。
史炤：《通鉴释文》，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6]《福建经济发展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台湾文献丛刊》，清《治台必告录》（现藏台湾大学图书馆）。
Stephen F. Dale， "Silk Road， Cotton Road"， Expanding Frontiers in South Asian and Wor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