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文化概论”专题·

22.理学家的福祉理念与谋福实践

朱子文化思想实质是民本思想，体现在其造福于民的理念与实践中。他的“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主张出自其《孟子集注》，表现出他为民谋福、为民造福的民本思想。他又说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贱也，然得其心，则天下归之；天子，至尊贵也，而得其心者，不过为诸侯耳，是民为重也。”

天子之心与“丘民”之心相比，孰轻孰重？朱熹肯定的是后者，这是朱熹民本思想的最高表述，也是对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尚书·五子之歌》“民唯邦本，本固邦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明天理”是朱熹的重要思想之一，其中，为民造福的民本思想也是朱熹所认定需要“大明于天下”的重要“天理”之一。他认为，儒家“民唯邦本”的学说不明于时，“天下事决无可为之理”。

朱熹在施政中，注意把民本思想落实在政事中，留下诸多影响深远的民本实践经验。淳熙七年（1180），他在《庚子应诏封事》中，向宋孝宗提出：“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把恤民省赋提到“国家之大务”的高度，与其“国以民为本”的政治哲学思想是一致的。

                                                                                    五夫社仓旧址

南宋时期赋税苛重，各地的“杂派”多如牛毛。朱熹对此极为反感，指责道 ：“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他认为，这些与儒家民本思想背道而驰的苛政，是造成民力“重困”的根本。朱熹的主要政事之一，就是落实其薄赋、省赋的政治主张，他提出罢免“民所不当输，官所不当得，制之无艺，而取之无名”的苛赋；对那些“巧为科目以取之于民”的“无名之赋”，主张“悉除”之，即全部蠲除。

朱熹“恤民”思想特别地落实在荒政实践中。早年在五夫，为救济乡亲，他亲自策划建“社仓”，首创以民间储粮和社会救济的方式推行“朱子社仓法”。他的这一方法，后经总结和推广，成为南宋以降一项重要的荒政制度。朱子社仓法既是朱熹恤民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儒家民本思想在实践中矗立的一座丰碑。他在南康、在浙东，全力抗旱、抗洪救灾，与唐仲友等一批贪官作斗争，甚至不惜得罪当朝宰相王淮，目的都是救民于水火，造福于百姓。

两宋时期，福建以及南方不少地区都有溺婴、弃婴的恶习，朱熹以溺婴等恶习显然完全违背先儒所传授的五福之理，劝人们向善，以六极警示人们戒恶。其实，许多儒家学者像陈襄、刘彝、朱松都倡导“戒杀子”，或强文以告，禁止各地的恶习。刘彝在任虔州（今赣州）知州时，遇上饥荒，民不聊生，经常有人将幼婴丢弃在大道旁。刘彝命人在交通要道上张贴告示，呼吁境内民众收养弃婴，并以每天给每位婴儿发放广惠仓米两升的对策，来鼓励百姓领养。

朱熹的弟子廖德明在莆田知县任上，体恤民艰，建慈善机构性质的仁寿庐，朱熹为之书写《书廖德明仁寿庐条约后》，称赞这项举措以“先王已坠之典，以活中路无告之人，固学道爱人之君子所乐闻而愿为者”，认为这种造福于民之举，值得推广。此文写于庆元二年（1196），这时，朱熹身处“庆元党禁”的迫害之中，却仍有福民之胸怀。

朱子晚年在漳州“行经界”，因为得罪了利益集团，最后没有成功。行经界是针对“贫者无业而有税”“富者有业而无税”的社会不公现象而采取的一项政策。“业”指的是田产和土地，行经界就是丈量土地，落实占有量，其目标就是抑制豪强、造福百姓，故遭到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