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余造福:华夏共生传播理论与福文化思想体系的体用贯通
谢清果
福建之名乃由福州和建州合称而来。福州,有福之州;建州,建福之州。近年来,福建以福文化作为该省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向,体现出八闽文化的特色。“福建建福”是福建人的担当与使命,因为在福建看来,福文化不仅是过去,也是现在,更是未来。对福的追求是人们的基本理想,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经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成为当代福理念。具体说来,就是以劳动创造幸福、奋斗就是幸福和为民造福、增进福祉[1],而这种福文化正是“见福”,让福的愿景与感觉能够经我们的手成为现实。对百姓而言,劳动就是创造幸福,因为劳动成果,为劳动者所享有;对组织而言,奋斗就是幸福,因为实现组织目标,个人才能心想事成;对人生而言,只有为民造福,增进他人福祉,才是最大的幸福。因为只有我为人人,才能人人为我。大家都为他人谋福,自己的幸福才能永远有保障。如同一滴水汇入江海,才能不干涸一样。换言之,只有共生的幸福才是永远的幸福。对于传播事业而言,传播生活,就是生活传播。因为人就是要处理人与自然、国家、社会和自我四大关系的存在,这样的存在就是一种传播实践,概莫能外。福文化便是这样一种本土传播思想与实践形态。本研究从福建先贤王伯大的《四留铭》入手,来分析福文化的本质内涵及其传播意义。对于《四留铭》与留余思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最突出的当属陈璐撰写的《“留余”思想及其当代社会价值》[2]一文,该文探讨留余思想、《四留铭》的源流与传播,并分析了其对遏制当代社会过度消费主义、自我中心主义以及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义。此外,《留余》一书除探讨留余的源流外,还分析了留余在《黄帝内经》、家道、管理、文化中的体现与价值[3],也值得一看。
共生传播理论作为厦门大学华夏传播研究团体近十年来着力构建的本土传播学的重要思想结晶,成果丰硕,意义深远。以此观照中华福文化思想体系的精神内核,其与华夏共生传播理论的“心传天下·和合共生”的精神特质是共通的,这是因为中华文明的本质是以生生为精神气质,“天地之大德曰生”,把对生命的热爱与关怀刻进骨子里。正因如此,中华文明传播便以胸怀天下为思想境界,以和合共生为实践路径,以“复见天地之心”为人的最高尊严,以相亲相爱一家人的“天下大同”为终极目标,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信条,从而涵养了万物互联共生的思维方式,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身心等人类文明核心问题上形成独特的文明观,构建出中华福文化的思想体系以及华夏共生传播理论。本研究以为士人和百姓都推崇的《四留铭》为媒介管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传播观念,因为传播本就是人类通过媒介或符号传递信息、建构关系和分享意义的行动过程。《四留铭》及其匾额或书籍作为媒介传递着如何建构幸福平安生活的文化信息,表达古人与后人,前辈与晚辈等各方人士之间的深厚关系,分享生活智慧以及修身治家之道,也传递着传承和传播“留余”思想的深情厚谊,盼望家业兴旺的殷殷嘱托。
一、祈福和顺:人们敬天礼地的生活范式与共生传播实践
中国人对“福”的追求是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基因和文明信仰。因为“福”这个字意味着人们对温饱的期盼。左边的“示”字旁,表达的是对美好生活的祈盼,人们敬畏自然,敬畏天地,期待风调雨顺,因此常以祭祀的仪式来与神明沟通,与天地沟通,来表达对和顺关系的约定。这个“示”从蒙昧走来,已然蕴含着人对自然天地的主动和谐,人以祭祀的恭顺来呈现人的理性觉醒和情感生成。中华文化的宝贵之处便在于无论我们如何发展,如何走进现代,我们依然对传统,对祖先,对天地抱有敬畏。人在与自然相揖别的时候,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但人始终没有脱离自然,始终是自然的一部分,始终依赖于自然。这也正是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理念的可贵之处。现代的中国人依然敬天法祖,甚至更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命共同体理念来升华传统的天人关系。因此,中国人对自然的敬畏,本身是一种早熟文明的独特性所在,而这一传统绵延至今。“福”字右边的一口田,则直观地表达了对土地的感恩,如同现在的丰收节。“一”是伏羲一画天,代表着起始处,正所谓“道生一”,“一”是天道向人间转化的开始,代表着道为万物之母。《老子·第二十二章》:“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这里的“一”指的是道。其内涵是万物生长都需要遵循一定的法则,都有不可逾越的“一”。《说文解字》:“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这句话本就是对“道生一”的精妙解释。因此,《淮南子·诠言》的“一也者,万物之本也”才点出了其中的哲理,即以一为本。“口”代表人口,代表着生活本身就是要养家糊口,解决生存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口”是人间一切事务的根本点,立足点和归宿点。个体奋斗是为了生活,集体奋斗也是为了更好地生活。生命的基本意义就是把生命维护好,发展好,而维护好发展好的根本依托就在于“田”,因为只有拥有土地才能生长出生命所需要的一切。正因如此,中国才提出人生存的基本方式“法天象地”,亦即效法天行健,自强不息,效法地势坤,厚德载物,甚至更形象地提出“天父地母”的情感归宿。因此,我们就不难发现一个“福”字承载着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就是对人生天地间的理性认知与情感投注,也张扬着中国人的文明信仰,中国人的“文明”如冯时先生所说的“文德”[4]21,其本质就是对天地礼敬的情感自觉,是理性与情感的美妙统一。
(一)福由心造:华夏共生传播理论“心传天下”的生活践行
中国人的福从根本上是德福,是对天地自然,对祖先的感恩,同时也是对自己能够安顿好关系的自信,即造福,福由心造,福由自生。要想有幸福生活,就得对人与自然天地,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的自我身心关系有充分认知,并且相信人能够通过努力,处理好以上关系,进而付诸行动,即“知—信—行”的循环往复。如冯时所言,德的核心是诚信,是对天地变化规律确定性的坚信,是谓“至信如时”,因为天地在日月星辰的流转中演绎着四时更替的时间变化,而这一变化不期而至,历历不爽。因此确立起人顺天地而行的生活法则,亦即“天人合一”,因此,“天人合一”的思想是素朴自然而深刻隽永的。换言之,是可信、可爱、可行的。这便是德性交往观,以德性为一切实践的核心准则,进而养成了“共生交往”的行为规范,亦即始终把人放在关系中思考,并在互动中落实,在和谐共生的效果中体现,这便是我们提出的“共生传播理论”的思想内核—“心传天下·和合共生”。具体说来可以做如下表述:“心传天下”之“心”凸显心灵在传播中的核心地位,呼应中华文化对心灵互动的强调,突出了万法惟心,以德为本的思想信仰,说到底这正是一种“文化主体性”的彰显。以“心”突出一切传播活动的主体意志,体现中华民族“惟道是从”的理性追求,把人置于天地之间,因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而“传”正是以弘道为依归的传播过程。“天下”正是道展开的场域,更是“传”的心之气量与气力。这一“以天下百姓心为心”的“心”蕴含极大雅量,这与当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致的;同时也蕴含着百折不挠的愿力,为了人类的理想虽九死而无悔。[5]
(二)福在行中:华夏共生传播理论“和合共生”的践行
有了“心传天下”的愿景,便自然有了“和合共生”的实践理性,蕴含着弥足珍贵的实践方法论与价值指向,因为“和合”体现“和而不同”,从而是双向奔赴的准则和行动,“共生”则为“相互成就”的价值标尺和效果考量。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便是“福”,然后中国人对“福”的理解与实践承载着所有中华文化的精粹,可以说是贯通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的最大公约数。因此形成了以诸如绘画、剪纸、雕刻、舞蹈、音乐等的文艺形态和福德等思想内涵相结合的福文化。福文化也正是贯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神脉络。从根本上讲,一切国家社会治理的本质就是要为人民造福,为人们的幸福生活提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保障。就中国的历史而言,传统文化生成福的基本精神内涵即天人合一,涵养着中国人的精神信仰,为后世社会发展提供了终极依据;而革命文化从根本上讲,是对一切阻碍人们过上幸福生活的反人类的一切思想制度与政策的反抗,从而确立一种新的制度思想与政策来保障人们过上幸福生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站在古今中外之争的历史求解上,走出来的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亦即中国式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找到了人口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过上幸福生活的崭新道路;这种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不是两极分化的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不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一切发展为了人民,一切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种现代化解决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严重背离的西式现代化,将物质的共同富裕走向精神共同富裕;这种现代化走向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构建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现代化,人类爱护自然就如同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这便是一种生态文明;这种现代化走向了和平发展的现代化,而不是穷兵黩武的现代化,不是一国繁荣的现代化,而是全球发展的现代化。为此,中国提出了“四大全球倡议”。“面对西方话语霸权构筑的认知战困局,唯有以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实践性为根基,将和合共生的中华文明情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治理实践与传播符号,方能打破西方话语垄断,使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叙事成长为全球共识,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多元文明和谐共生注入持久动力。”[6]可见,这样的现代化真是为幸福生活提供了坚实保障,而这一切的背后都离不开国际传播,离不开跨文化沟通,离不开舆论引导,离不开人财物的合理流通。
二、《四留铭》的中华福文化思想体系的四个维度与华夏共生传播精神
为了突破宽泛探讨福文化的窠臼,也为了以具体可感的生活实践来体现华夏共生传播理论精髓,本研究拟从王伯大《四留铭》为着力点来探讨中国人的福观念与传播智慧。这是因为《四留铭》虽短,但涉及宇宙自然、国家社会以及个体家庭等人类社会核心关系。正因为把握住《四留铭》的四种关系,是将个人之福与国家之福、社会之福、自然之福紧密相连,也是中华文明传播智慧的全面体现,亦即把共生传播的精神内核所践行的四大场域全面系统地呈现出来。因为真正的幸福和永恒彻底的幸福应当是这四福的完美实现,而且永无止境。可以说《四留铭》是福的宣言书,也是共生传播的播种机,是把握和传承传播中华福文化的重要入手处,也是构建华夏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生动样板。因为《四留铭》中所包含承载的精神已在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孕育发展,又在千百年现实实践中得到了完美验证。一个最直接的例证便是,作为中国三大庄园之一的康百万庄园。其庄园的精神底色正是他们厅堂上“留余匾”,而“留余匾”正是把《四留铭》作为传家宝来传承发扬,从而保障了他们家族400年基业长青。
《四留铭》的全文据“留余匾”所载,该匾开头直截了当地道出这份独特家训的由来:
留耕道人《四留铭》云:“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这里的留耕道人正是王伯大。王伯大(约1185—1253),字幼学,号留耕,南宋福州大溪赤岸(今福建省霞浦县松港街道赤岸村)人。就一生简历来看,其从政34年,迁官30多次,曾两次罢官、三次降职,可谓是勤政爱民,铮铮铁骨,文如其人,事迹载入《宋史》本传,谥“忠文”,充分体现了传统士大夫的风骨。《四留铭》中的四个句子如同王阳明的四句教。当然,王阳明谈的是心学,而《四留铭》则是人学。
(一)造化有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巧接
第一句表达的是,人以巧与造化对话,当留有余,不要在自然造化面前逞能,要敬畏自然,在自然面前保持谦卑。人以“巧”体现了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但因为有了“留有余”则体现了万事勿过,过犹不及的儒家精神。自然与人本身是生命共同体,不是相互战胜的关系,而是相互成就的关系。正如辛弃疾诗词中所云的共情:“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笔者曾以草木为对象,撰文阐发自然之于人类的间性传播意义。环境依托自然,草木感通天地。草木等自然之物为人类构筑了生存环境和间性场域,成为人类沟通天地的媒介。在中国文化传统里诞生的这条永不断线的生态之链,闪烁着华夏先哲的哲学智慧,蕴藏着主体间性的传播实践。这些思想资源将帮助人类在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修复生态文明秩序的过程中,以草木等自然万物为本,去观察它们的生长变化,体会它们的规律,感悟它们的精神,坚持自然的主体地位。总之,只有在与自然的相互关联中,人类的理性、人类的主体性才能更好地彰显出来。[7]
(二)家国情怀:人与国家共生共荣的共处
第二句表达的是人以禄与朝廷共处,当留有余。高官厚禄展示了人的能力,但不能功高盖主,忘乎所以,认为没有自己就没有国家,过于夸大自己的功劳,甚至妄自尊大,自然是难以善终。究其本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应当是共生的关系,良好的国家能为个体成长成才提供舞台和机会,没有国,就没有家,更就没有个体的立锥之地。因此,要感恩国家给予的俸禄,不要过于索取,当有清廉之心,勤政爱民,对得起自己的厚禄,也善用厚禄,为己为家也为他人。国家作为集体,与个人也是命运共同体。爱国爱民是为官的本分,只有尽本分了,国家和人民才能永远记住你,个体的价值才能实现永恒。王伯大本人正是这么做的。嘉定十年(1217),台、衢、婺、饶、信诸州(即今浙江、江西邻近福建地区)发生饥荒,王伯大被朝廷派到重灾区任知军。到任后,他创造性地处理救灾事务,用红、黄、黑、白四种颜色为标志划分灾情等级,并张榜公布。以灵活的措施救活了尽可能多的灾民。于是灾民编歌称赞:“红黄黑白环,甲乙丙丁户。若非王知军,饿煞人无数。”乃至离任后百姓建了13座生祠[8],可见口碑之好。
“中国本土的差序传播,并非建立在权力制衡与契约约束之上,而是从‘差序格局’中提取关系传播结构,跳出表层的话语技巧和行为姿态分析,聚焦价值导向和伦理规范层面,以互惠包容为交往旨归的传播范式。这份崇尚和谐交往、良性共生的价值追求,是中西学术对话的起点,亦是全人类共同向往的美好交往愿景。”[9]国家是差序格局的重要一环,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正是突出了国对于个体的意义如同自身与父母般的关系,生我养我者父母,而父母则为国所荫庇,因此爱国是个体天生的责任。
(三)义利合一:人与人相互离不开的利害取舍
第三句表达的是人以财与百姓共处,当留有余。财富是人们的生存依靠,衣食住行都需要金钱,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离不开经济。因此,人生天地间,当自力更生,适当获利,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不仅自己要致富,而且也应尽可能让他人致富,不能为富不仁。个人与他人也是命运共同体,每一行业都与其他行业形成共补关系、依存关系。哪怕是同行,也应当相互包容,共同致富,不能自己致富,让人无路可走。财富是试金石。陈嘉庚的财富观名言:“金钱如肥料,散播才有用。”[10]170他散家财办厦大,成就了自己的“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名誉。华为任正非的经营理念也是“节制自己的贪欲,自己留存的利润低一些,多一些让利给客户”。在与世界各知名企业竞争的同时,他始终认为,要彼此协作,共同发展,而不是要取代对方。[11]109这些儒商式企业家,心中都有“大义”,亦即以义制利。《荀子·强国》有云:“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可见,“义”正是调适内外关系的校准器,防止见利忘义。中国处理人际关系强调既要有内心的仁爱之心,又要有舍生取义之行。人真正的高尚在于面对不尽的财富,却能够与他人分利,做到自我的节制。
(四)慎终追远:人与子孙福祸相依的共享
第四句表达的意思是人当以福与子孙共享,当留有余。人不能只考虑自己这一代,还需要考虑千秋万代,这正是人之为人的宝贵之处。正因为有传承的思想,人才会去节制自己的欲望,不能自己享福,而给子孙留下祸患。真正的享福,当是与子孙共享。如果每代人都有这共享的理念,那一代代之间就能顺利传承。因此代与代之间的关系是共生的关系,尤其在注重家庭家风家教的中国社会,家道传承是社会的稳定器,是社会价值的落实与发扬之所。
中华文明具有自身强调的时间偏向,体现在群经之首的《周易》中。《周易》讲究“时中”“趋时”“随时”,都强调了“与时偕行”的行动原则。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五千余年,在于中华民族能够瞻前顾后,既有继承先人美德的传统,以期不辱没先人;又有对后代子孙的交代,不殃及子孙,尤其要承担自己当下的责任与使命,把是非功过也留给子孙评判,体现出对时间,对历史的敬畏,这正是中华文明的传播偏向[12]。
(五)《四留铭》的“留”与“铭”的福德精神与共生传播实践
理解了《四留铭》的“四留”内含的四种“关系”之后,我们有必要继续深入理解“传播”的本质是“关系”之互动,也就是说,要在动态中去把握传播的真正过程,才能把握本质。这个《四留铭》的传播意涵就深刻地体现在“留”这一行动取向上,而且强调了对“留”这一动作的“铭记”上,从而真正体现了中华文明的长期主义这一时间偏向。
《四留铭》一方面说明了四个“留有余”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四种基本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国家的关系、人与社会(他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人的灵与肉、人的代际关系)。这正说明了《四留铭》简洁而深刻地传承800多年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说它揭示的是本质性、规律性的问题。虽然表面上很朴实,但内涵是深刻的。这也印证了“真理是素朴”的道理。“留”本身是一种选择,是一种传播主体的能动性。无论自己有余还是没余,都要有所“留”,这正是一种有备无患的意识。对主体而言,当努力创造能够“有余”的佳境,即便遭遇捉襟见肘的窘境,也能留有余地,不至于陷于绝境。
另一方面便是“铭”这个字,首先有铭记的动词性意义。“我做”与“我思”共同构成了人的主体性,而“我做”的终极形式是“我作”,即技术、制度和观念的创制。古人又将座右铭这类体裁,称为金玉良言,以标示这些言语的历史性、价值性,具有金属般的稳定性。不过,人们不要忘记“铭”作为名词的背后的动词性意义,若换成英语的说法,就是动名词。因为只有被实践,被铭记,亦即被践行和传承的“铭”才是真的“铭”,而这“铭”的内涵是四个“留有余”。有趣的是“留”的智慧正与“铭”相呼应。正因为祖先有所“留”,后世才能有所“铭”。这本身也是传承传播的意义。而“留”也不是想留就留的,要留得真诚,留得实在,留得有智慧。因此“四留”如四时,不断流转,相互响应,缺一不可,正说明了这一点。
细致推敲,“四留”是指四句“留有余”。作者独具匠心,“留有余”是一种从容,即“留有余地”。《孟子·尽心上》有云:“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因此,“留有余”传递出的正是一种儒家“慎独”修身的良好心境。“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俗语表达的也是这种思想。
“留有余”有两层含义:首先要存在“有余”,能够有余的状态。说明主体已然有能力把控局面,有能力安身立命,有能力处理好各种关系。正所谓“修身”的佳境。我们常说的“绰绰有余”,便是人生圆满的状态,不是紧巴过日子。也好比我们常说的“有备无患”“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有余是幸福生活的基础。其次才是“留”。“留”是对有余的状态的把控,是一种应对各种不时之急的安排,这就如当下所说的“预案”。因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留”表达的正是预见的安排,具有前瞻性。当然,“留”还有一种悲悯的情怀,这是对他人而言的,就是自己在完全可以影响乃至主宰他人命运的时候,能够以平等尊重的心态对待,能够平常心,能够将心比心。因此,“留”是一种情怀,一种“仁者,爱人”的高尚情怀,展现的是人性的光辉。
(六)《四留铭》中“不尽”与“还”的福报原则与共生传播效能
此外,“四留”又可以用“四不尽”来表述,即“不尽之巧”“不尽之禄”“不尽之财”“不尽之福”。因为“不尽”类似于“有余”,印证前文所说的“有余”是一种富足的状态,而不是无奈之举,而是主体精神意志充沛的表现。换言之,主体之巧足以应对各种情况,或者足以征服自然,游刃有余,却没有恣意妄为,师心自用,而是享受过程,谨慎从事,与自然双向奔赴,以自然为师。主体之禄可以心安理得,凭本事,按规矩获得厚禄或封赏,本也未尝不可,然主体却心怀敬畏,心怀感恩,不认为是理所当然,不把自己的功劳抬到不合适的位置,相反却是认为不必,也不要有这么高的荣誉和回报,体现与国家共进退,以国家利益为先的格局。主体之财本可以高枕无忧地过锦衣玉食的生活,但主体却明白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己富不如众富,方能安心。因此,在生活生产生意的过程中,通过合理合适的安排,善意疏财。不论是社会危难之时的疏财,尽社会责任,还是平时从事志愿服务,从事公益事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表现出超越个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主体之福本足以安顿自我,安顿此世此代,然而却主动地考虑到未来,这当然也是对过往的深切感恩。因为前辈也正是怀有对子孙后代的关切,才不断地积累财富,探索未知,不断接力累积幸福生活的见识、胸怀和本领,才能代代相传。因此,这个福不是燕雀之小福,而是鸿鹄之志的大福,是天下苍生之福。这种福本质上是共生之福,是和之福,是有余之福,是留之福,是德福。
值得注意的还有“还”这个字。这个字,颇有智慧。这个“还”字内含有“恩报”的思想。说明儒家所倡导的人生天地间,有感恩天地的造化之恩。因此,用“还”字。说明人的主体性中的情感体验。蒙培元在《情感与理性》一书中表达,中华文化是情感文化,情感哲学[13]。中国人是讲究人情的,对皇天后土有着深切的感恩之意。因此,常有祭祀之举。再者,传统社会中,国人常感念皇恩浩荡,常在国家危难之际,仗义疏财,清乾隆年间,康家第十二代掌门人康大勇在家乡建新宅时,传来黄河决口、康家船队被迫停运的消息。听闻此事,康大勇决定立刻停建新宅,出钱治理黄河。因为康家邻近黄河,利用黄河做航运起家。这本身也是“还造化”的体现。此外,正因为康大勇的治水救困,也是“还百姓”的应之有意。正因为有这样的善举,康家得到百姓的支持,航运事业更加发展壮大;而清末,国家危难时,慈禧曾在康家借宿,在她启程回京时,康家为朝廷贡献了100万两白银,故有“康百万”之名号。这正是“还朝廷”的体现。在抗战年代,康家子孙康子昭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为了筹集军费,他毅然变卖大部分家产,后为国捐躯。这不仅是“还朝廷”“还百姓”,更是“还子孙”。“留有余”也有悲壮之意,哪怕自己不足,以至于牺牲,也要为自然,为国家,为社会和为子孙“留有余”,留下一条活路。可见,“留有余”内含有“仁义”的内核,正是这个内核,才使之能够为后世所传扬。有个重要现象便是,后世有不少官员、文人和商贾以“留余”作为自己宅堂的名号。据统计,在河南、江苏、安徽、浙江、广东等省都有以“留余”为名的宅第厅堂。甚至明代中期福州人陈文用,“历官按察佥事,年未五十,辄引疾致仕,自号‘留余叟’,名其所著诗文曰《留余存稿》”。[14]足见,留余是备受世人推崇的处理哲学。
中国的“报”是具有把交往封闭起来的倾向,即强调“报”具有一定的对象,但同时,又通过“义”的方式保持着开放性,这正是中国式恩报关系的独特性,是“有情有义”的表现。需要强调的是报这一中国式交换概念,在礼物、行为和信仰三个层面展开,有时会交错交换进行。[15]221-241以此观《四留铭》的深意,就不难理解华夏共生传播理论的丰富内涵与深刻意蕴,那就是物质、行为与精神都是互为关联,在盘根错节中结成了复合的共生交往关系。
三、从《四留铭》到留余匾:福文化从思想到实践的媒介转化与共生传播铺陈
河南巩义康百万庄园是全国三大庄园之首,另两大庄园是四川刘文彩庄园、山东牟二黑庄园。庄园内最宝贵的正是“留余匾”。该匾是康家第十五代传人康道平于清同治十年(1871)所制,由康家门婿同治年间进士牛瑄所题,匾上所书内容融合了南宋王伯大《四留铭》、明代高攀龙语录及清代孙奇逢训词。这个匾不仅把《四留铭》的文本,从原来的书本或口头上的传播媒介,转向匾额这样的展示性媒介,而且经由匾中的书法媒介,摘录了不同时代的语录与训词,从而实现跨越时代的传播赋能,还特意以大字书写了“留余”,突出重点。这匾中四句“留有余”上文已分析。本节着重分析,后人是如何理解和实践《四留铭》的。留余匾自身对“留余”的解释看,更能明白时代对其思想的诠释。留余匾由康家所制,说明其能体现了康家尊奉的行为圭臬。
(一)造物忌盈:留余的哲学本体依据与共生传播哲学启迪
“盖造物忌盈,事太尽,未有不贻后悔者。”当为题写者牛瑄的思想。作为进士,他深知“留余”的要义是“忌盈”“勿尽”,并且上升到“造物”即天道宇宙的高度。如同老子所言“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而人道却常常是“损不足,以奉有余”[16]439,这就是社会不稳定的关键所在。但这种《道德经》称为“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也”[16]109的状况,正是事情做过头了,就没有不产生后悔的。可见,此句是点睛之笔,说明了“留余”的深意。盈虚消息本是天道,体现在传播上,关系总是一定时空中的关系,且关系的深浅好坏都与互动方式紧密相关,也与恰当的媒介运用相关。雪中送炭胜过黄金万两,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媒介便能传达和转变关系,体现传播效能,而共生传播正是所有传播的应然之道。
(二)临事让步,临财放宽:留余的实践着力点
留余匾中所载高景逸所云:“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这里的高景逸即高攀龙(1562—1626),字存之,又字云从,江苏无锡人,世称“景逸先生”,明朝政治家、思想家,东林党领袖,“东林八君子”之一。著有《高子遗书》12卷等。书者引高攀龙名士的语录,体现了其与高氏心有戚戚。当然也说明高氏语录与《留余铭》思想遥相呼应。高氏为东林党人,有积极入世之家国情怀,因此,特别强调“临事”状态,正所谓事上磨。而在处事,做事的过程中,总有不同意见,陷于纷争,高氏的处事智慧是“让人一步”,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从而给自己留下反转余地,也给对方消解纷扰的契机。历史上的六尺巷的故事,正说明了,让一步,往往有出其不意的效果。而高氏也洞彻人世间无非一“利”字,如何能够见利不忘义,能够义利合一,也是考量世人的试金石。高氏倡导“放宽一分”,不计较,从而让彼此品味人间真情。如果人与人之间都是铜臭味,也就失去了生活的韵味。人与人之间如能在财上放宽,不锱铢必较,反而能够活得豁达。究其本质,留余与让步、放宽在意境中是共通的。而余地与余味,则是有余的具体化表现。传播的初心与归宿都应是共生,其基本手段方式便是和合,亦即“冲气以为和”,注意在实际互动中以“和”为最高原则,而“冲”正是如同太极阴阳在你来我往的消长中实现一种动态平衡。不计较一时一地的得失,以天下为格局,方能突破短时间小天地的局限,活出真性情。
(三)颜堂示孙:“留余”智慧转化为留余匾的媒介功能
匾中载曰:“坦园老伯以‘留余’二字颜其堂,盖取留耕道人之铭,以示其子孙者。”这里点出了此匾制作的意图,就是匾既有为其庄园厅堂增色的功能,也有教育子孙的家训功能。厅堂的匾额往往反映了主人的胸襟与视野。留余匾显然体现了主人深谙为人处世之道,有传承家风之意。其所仰慕的先贤如王伯大、高攀龙等都是高风亮节、人中龙凤,而匾的开头以“留余”为题,简明扼要地点出了匾的核心精神。为人处世的智慧千言万语都在“留余”二字里。康家主人对《四留铭》的推崇,充分流露了主人殷望其子孙能够代代以“留余”为家训家教,并成为家道,以保子孙昌盛,家业兴旺。匾悬于厅堂之上,正是一种宣示,是以匾为媒,实现家风传承。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2月17日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17]
(四)昌家之道:“留余忌尽”的幸福家风
匾最后载曰:“为题数语,并取夏峰先生训其诸子之词以括之曰:‘若辈知昌家之道乎?留余忌尽而已。’”题书者最后亮出了庄园主人的真实意图,即借夏峰先生训诫其儿女的话来点出制匾之意在于传家风家训。而家训宜简不宜繁,“留余”二字既有出处,又有历代先贤的背书,诚然是强调了“留余”的权威性,不容置疑,如此完成此匾的神圣化仪式。换言之,成为显圣物,即成为康家子孙代代相承的传家宝,就再也不是一块普通的匾额了。匾中所提的“夏峰先生”即孙奇逢(1584—1675),他字启泰,号钟元,世称夏峰先生,明末清初理学大家。与李颙、黄宗羲齐名合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他能积极协助东林党人,与奸臣魏忠贤对抗,并在明朝即将亡落之时,率领乡人抗击清军,具有强烈的民族气节。此匾以夏峰先生结语,反映了庄园主人留名青史的雄心,至少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充分透露出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仁义之道。可以说,“留余”两字彰显了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仁义”。换言之,留余是民间流传的小传统,而仁义则是官方社会倡导的大传统。两者相互映照,共同阐扬着中国精神。究其本质,体现着华夏共生传播的基本范式:江湖之远与庙堂之高,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相矛盾,“仁义”是传播的指导思想,“留余”就成为实践的操作原则,共生是其传播效能的达成标准。对此,笔者曾将之表述为“人情福报”:“如果说人情蕴含着对自我存在的肯定和对社会存在的信任,那么‘福’很大程度上隐藏着追求圆满之自我存在的殷切期待,‘报’则将个人之社会存在施诸人情的回归。”[18]37如此可谓揭示出“留余”智慧背后的思想机理与中国式传播关系的建构。
总之,福是中国人缔造中华文明中的一颗珍珠,它流露出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和人生态度。领悟福文化的精神内涵,有助于全社会践行福,享受福,也有助于全社会传承类似《四留铭》这样的福文化智慧,“造化”“朝廷”“百姓”和“子孙”的四个福文化维度,其实还包括“留有余”实践的主体,亦即修身主体,正是理解文化和运用文化的主体,为此正可以把握新时代,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建设好,便是当代福文化的新内涵。而在福文化践行中,华夏共生传播智慧也在其中蕴含与显现。究其实质,福禄寿本身都可以是华夏共生传播智慧的践行方式和效果检验。推而言之,一切有好的效果的地方,都体现着中和之道,共生之美。
参考文献:
1]王洋.福建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张彦:让“福”文化浸润人民群众幸福生活[EB/OL].https://www.mct.gov.cn/preview/special/xy20d/9677/202210/t20221020_936693.htm.
[2]陈璐.“留余”思想及其当代社会价值[J].河南社会科学,2015(6):110-113.
[3]牛卫国.留余[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
[4]冯时.文明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
[5]谢清果,胡建强.“心传天下·和合共生”:华夏传播视域下人类传播元命题的事本论哲学阐释[J].现代出版,2025(8):48-60.
[6]谢清果,胡建强.全球治理倡议的中华文明正名叙事与国际传播逻辑:基于文明共生传播观的思考[J/OL].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03-16.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tBI8TAhqnxQN6A4oaUtg-Up1YFiipadEVauz8p81HzjmTG1GJGVw-WO_KXniDF1IEdlmcqDLa1X5cxwuSULIkRjMFMEOMRFlLEvAPfZ8FlGXcAyYbJKfihWPVTfwMfoFngTjUkxZGv-j8pXr_Crx-35JCXiNCltOLpI6_Xsee7K1vSuolwk13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DOI:10.14100/j.cnki.65-1039/g4.20260313
7]谢清果,许黄子仰.“天父地母”:华夏文化中人与自然草木的间性传播研究[J].传媒观察,2023(5):14-22.
[8]何焱红.戒痴戒嗔戒满警戒贪心人世敬还巧还禄还财留还福地子孙耕—南宋名臣王伯大及其后人的家风故事[J].中国纪检监察,2017(19):58-59.
[9]谢清果,吴晓俊.差序格局:中国关系传播“水波纹”模式的建构与“推己及人”的交往伦理[J].新闻界,2026(6):4-15+27.[10]朱水涌.陈嘉庚传[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21.
[11]余胜海.任正非讲给华为人的100个故事:没有退路就是胜利之路[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1.
[12]谢清果,王婕.与时偕行:华夏文明传播的时间偏向[J].现代传播,2021(3):41-47+53.
[13]蒙培元.情感与理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4]陈璐.“留余”思想及其当代社会价值[J].河南社会科学,2015(6):110-113.
[15]翟学伟.关系、权力与“报“的运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6:221-241.
[16]谢清果.《道德经》大众讲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5.
[17]习近平.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EB/OL].(2015-02-17)[2026-09-08]. https: //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2/17/c_1114401712.htm.
[18]谢清果,马乐天.人情福报的内在逻辑探究[M]//华夏传播研究:总第十四辑.北京:九州出版社,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