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走边读苏东坡”专栏·

嬉笑怒骂杞菊羹

一生爱好美酒美食的苏轼，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任太守时，发明了道杞菊羹，现已成为一道美食，即采摘野生枸杞和菊花，切碎煮汤。苏太守夸耀之，不仅味道鲜美，还可滋颜明目、强身健体。并且写了篇文章，到处分发。

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借题发挥，抨击时弊。

密州当年位于偏僻荒凉之地，苏公从杭州通判一职提任为密州太守。入州境，适逢冬季，寒风凛冽，万木萧条，与他之前任职的暖风熏人的杭州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上任之际，又遇蝗灾与旱灾交番来袭，境内饿殍遍野，弃儿随见。下马伊始，救灾迫在眉睫。

苏公在官场的工作作风，按吾辈熟悉的语言概括，有点符合“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要求。每逢关键时刻，每根神经都绷紧，亲力亲为。他带领民众，以火烧土埋办法捕杀蝗幼虫，又“洒泪循城拾弃儿”，筹集数百担粮米，专门建立收养弃儿基金，发布公告：民众愿意收养一名弃儿，官府每月补助六斗米（绰绰有余）。在苏公努力下，救活了数千名弃儿。

十年之后，苏公遭贬复职，赴登州上任，路过密州。密州百姓闻之，扶老携幼，夹道欢迎这位“胶西旧使君”。而当年数千名在饥荒中幸存的弃儿，业已长大，他们一个个瞪着好奇的眼睛来拜谢救命恩人，场面使苏公十分感动，那是后话。

苏公到密州次年春季，虔诚前往常山祈雨。他祷告山神说，一方百姓若不能安居乐业，山神与地方官同样难辞其咎。这么厉害的祷告词大概只有苏公才想得出来，近乎要挟，但却真的触动了山神，即降大雨，让他这个父母官高兴地赋诗：

从来蝗旱必相资，此事吾闻老农语。

庶将积润扫遗孽，收拾丰岁还明主。

——《次韵章传道喜雨 》

面对民众苦难，苏公接连上书，如实反映灾情，请求朝廷免税或暂停收“青苗钱”。在这些请示报告中，他还花大量篇幅评说新法。难能可贵的是，苏公对新法，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根据实际，对百姓有利的，认真贯彻执行；有害无益的，推三阻四，拖着不执行。他依然改不了老毛病，不时写诗作文，“托事以讽”。

密州是汉代精通黄老之术的隐士盖公故里，苏公积极修建盖公堂，落成之际，撰写了《盖公堂记》，以一个耐人寻味的寓言开篇：从前有个人得风寒咳嗽，四处求医。第一个医生诊为“蛊”病。治疗个把月未见效，于是找第二个医生，该医生诊为热病，授以寒药去热，疗效也不行。病人又去找第一个医生。如此反复再三，越治越不行，以致百病缠身，奄奄一息。后来听里中老者劝告，干脆什么药都不用，只吃自己喜欢的食物，不到一个月病全好了。苏公认为治国之道也是如此，为政宽仁、无为之治是最大的有为。他其实是用寓言暗讽王安石变法扰民乱国。

宋朝实行文官政治，厚待百官，薪俸优厚，各州郡还由朝廷拨发公使钱，也就是招待费，用于宴请馈赠。苏公一向爱热闹，喜宴宾客，花钱如流水，从不吝惜自己的腰包，也不心疼花公款。王安石新法实施后，公使钱被大幅削减，再加上密州与杭州生活条件反差太大，苏公牢骚满腹，经常感叹抱怨，有诗为证：

公厨十日不冒烟，更望红裙踏筵舞。

——《寄刘孝叔》

秋今号为二千石，岁酿百石何以醉宾客。

——《莫笑银杯小答乔太傅》

王安石是从基层一步步升任的，洞悉公款吃喝和地方政府的奢侈之风，决心狠刹此风。王安石实在精明，出台的政策操作性极强。比如，规定州府每年接待用酒（还必须自酿）不得超过100石粮食（吾辈据民间测算，1 斤糯米可酿 2 斤甚至 3 斤黄酒，100石粮食可酿两三万斤黄酒，每天约有 100 斤酒用于接待，王安石够可以了）。但苏公的类比逻辑让人啼笑皆非，他认为，太守一年俸禄2000石粮食（够高薪养廉了），每年的接待开支才占主官收入的1/20，如何潇洒得起来。哈哈，这牢骚发得令人捧腹大笑。

一天，苏公读到晚唐诗人陆龟蒙《杞菊赋》。文中诗人自叙穷困潦倒，常以杞菊为食。这个颇有寒士风雅的典故正中下怀，苏公兴致盎然，约上通判，公务之余沿城墙漫步，寻觅枸杞和野菊，学习制作新菜肴。当然，兴致更在于找到借口，效法前人，动笔写了篇《后杞菊赋》。文章极尽嘲讽之能事，对朝廷削减公使钱表达了不满情绪。

郁闷啊苏公！身居八字衙门，紧张严肃之余，总要活泼松弛一下。密州哪里比得上杭州，美酒醇茶，歌舞琴声，倚香偎红。无非喝几口自酿米酒，行行酒令，唱和一番罢了，连喝酒多少都要限制，那个当朝总理太无趣了。

2011 年冬季，我与安林君一行造访诸城，午餐特地寻找“东坡杞菊羹”，不得而归。估计该菜肴不讲政治，宋朝就被取缔，故而失传。

苏公热嘲冷讽当局的诗文写得太多，这都为日后的“乌台诗案”发生，政敌欲置他于死地留下把柄。

苏公就是这样的性情中人，他在密州，自酿酒虽喝了不少，但做了更多的实事好事，离任时，还愧疚写道：

秋天不满眼，宿麦种亦稀。

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

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

——《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